空盒子是一個試探，其實，荀彧的政治理想幾乎就注定了他的悲劇結局。

在我看來，荀彧既不是漢室忠臣，也不是曹操黨羽，他的志向是拯救天下。漢室的名分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扶持漢室；曹操的能力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輔佐曹操。

他的一生，其實正體現著從東漢到東晉，中原士族從生成、崛起到輝煌的過程。

當時的士族脫胎于秦漢以來地方的豪族，這些豪族利用儒學思想掌握民間的輿論導向和話語權，以此和以皇權為核心的外戚、宦官對抗。

外戚和宦官為迫害士大夫，發動了兩次「黨錮之禍」，也因此造就了不同于后代儒生的「奇節之士」。

而荀彧正是其中的代表。

一、黨錮之禍與奇節之士

經過兩次黨錮之禍，原來對儒學信仰最堅定的士大夫領袖多被害死。

從這時開始，漢朝的士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籠罩兩漢數百年的儒學價值觀開始破產，士大夫群體對于政治和宇宙有了新的思考，處事風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魏晉玄學開始萌芽。

但是這些屈服于朝廷的豪族是口服而心不服。

他們雖然遵從儒學價值觀，但本身未必像被殺害的那些士大夫領袖一樣對儒學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面對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他們中間產生了兩種新的價值觀：

一種是與世沉浮，保全自己；一種是消滅漢朝，拯救天下。

無論是哪一種，都已經放棄了儒學中的「忠君」觀念。

這樣的人，當時被稱為「奇士」、「有奇節」。

奇是與正相對的，「奇節」就意味著放棄了「正道」，故而后世的蘇軾說：「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

這兩種價值觀并不矛盾，可以兼而有之，放棄正道是為了保全自己，保全自己是為了拯救天下。

潁川荀氏或者說潁川士大夫正是兼有這兩種價值觀或者是說「有奇節」的代表。

東漢的豪族在各地的發展水平是不一樣的，這跟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頗為一致。

豪族越發達的地區，豪族的文化水平越高，豪族階層的覺醒程度越高，越傾向于有意識地聯合。

而且像關東、關中這兩個最發達地區的豪族其眼光已經脫出本鄉本土，而是著眼于整個天下。

關東士大夫中以潁川士大夫最為突出，潁川士大夫中又以潁川荀氏最為典型。

潁川荀氏是戰國時大儒荀子之后，到荀彧的祖父荀淑時開始發達。

荀淑的祖輩籍籍無名，他雖然讀了不少書，但崇尚學問的實用性，在具有神學地位的儒家經學上并沒有什麼成就。

東漢后期有很多這樣的家族，想要提升家族的地位，但對儒家的經學難有造詣，于是以讀史書為主，增加自己打仗和治政的能力。

這樣也能變成士大夫，提升家族地位，但地位比經學世家要低一等。

荀淑雖然對經學沒什麼鉆研當不了祭司，但是人品好。

所以士大夫領袖李固（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李膺（官至三獨坐之一的司隸校尉）都對荀淑敬重有加。

到他兒子那一輩，地位上升的潁川荀氏開始鉆研經學，荀淑的第六子荀爽成為古文經學的大師，荀淑之侄荀昱、荀曇也都經學有成，成為知名士大夫。荀昱還是「八俊」之一，與李膺、杜密齊名。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兩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已經成為黨人首領的荀昱被宦官殺害，已經成為儒學大師的荀爽也四處逃亡以躲避迫害。而潁川荀氏里面那些還不以儒學著稱的人物，則被嚇得趕緊改弦更張，甚至跟宦官合作。

比如荀彧的父親荀緄，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身為名族的荀緄竟然為兒子荀彧娶了大宦官唐衡的女兒，這導致其名聲受到巨大的打擊。

這還不是孤立的現象，潁川陳氏（陳群的家族）、潁川鐘氏（鐘繇的家族）等名族也有類似的行為。

二、滅漢朝與濟天下

但他們都是口服而心不服，他們的奇節不是徹底屈服而是屈身待時。

衛廣來先生認為「奇士」的精神內涵并非一般的俗儒能夠理解。這些奇士與碩果僅存的儒學士大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怎樣救世，他們不約而同的一點就是或明或暗地與漢朝為敵。

黨錮之禍發生后，許多儒學士大夫逃亡山澤之中，在偏僻之地一面著書立說，一面教書育人。

他們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消滅漢朝，荀彧的六叔荀爽就一直在為消滅漢朝進行理論建設。

應該說西漢時代，儒家的革命性還是很強的。

孟子「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的君臣對等思想，「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漢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董仲舒的新儒學，董仲舒的思想又是從儒學中思孟學派生發出來的，所以官方意識形態就把這些思想也吸收了進去。

就算董仲舒將皇帝神化為「代天受命」，也還在天子的頭上安了個可以管他的「天」，而且這個「天」的意思要由儒生來解釋，天子要是亂來，天可以降罪。

所以當漢武帝把漢朝折騰得民窮財盡以后，漢朝的合法性就嚴重動搖。

民間不斷有人上書，說漢朝不行仁政，氣數已盡，理應退位讓賢。

勸漢朝禪讓的，漢昭帝時有儒生眭弘，漢宣帝時有儒生蓋寬饒，漢哀帝時方士甘忠可、夏賀良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最終隨著漢朝政治的敗壞，到漢平帝時全天下都認為漢朝應該滾蛋，于是天下人擁戴堪稱儒生楷模的王莽取代了漢朝。

可惜王莽也沒能解決西漢的弊政，這種弊政是多少年社會運轉積累下來的，本來也不是換個人就能解決的。

但是漢代的儒生卻迷信儒家典籍里「堯舜禪讓」的威力，認為換一個有德之君這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漢光武帝劉秀遂借口王莽時代政治混亂，將天下推舉王莽合法上台這件事污名化，禪讓的事不許再提了。

劉秀又扶持讖緯之學，由皇家壟斷天意的解釋權。以前天降災害說明老天對皇帝不滿意，皇帝要反省甚至下罪己詔，到東漢則改為罷免三公，皇帝啥事不用干。

總之在漢光武帝的設計下，東漢的皇權全面提升。

也正因為如此，東漢的皇帝更加胡來，甚至後來皇帝太小時，皇帝的代理人外戚和宦官也隨意胡來，搞得政治敗壞，天怒人怨，掀起黨錮之禍以后更是自尋死路、救無可救。

東漢的儒生不禁會想：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漢朝既然不肯像儒家經典中那樣退位讓賢，為什麼不革了它的命？

于是荀爽著《易傳》，從學術上尋找革命的合理性，陳啟云先生對此研究甚備，容我稍作轉述。如注釋《明夷》卦的「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祿食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恥食其祿。

這里把「日」曲解為皇帝，然后結合卦象中最重要的第五爻是陰爻，在陽爻上方這一點來看，暗指第五爻的陰爻，象征著皇帝是昏君。

而陰爻下方的陽爻則是明德君子，明德君子不應當食昏君亂朝之祿，所以應該將昏君亂朝推翻。

「謙」卦的第五爻是陰爻，象征邪惡的人居君位，第三爻是本卦唯一的陽爻，象征有德的人屈居下位，荀爽注釋時說：

陽當居五，自卑下眾，降居下體，有下國之意也。眾陰皆欲陽，上居五位，群陰順陽，故萬民服也。

意思更加直接，就是仁人君子本來應該處在上位來治國理政，卻被皇帝、宦官、不法豪族之類的「群陰」擼了下來。

「群陰」還想竊據至尊的第五爻之位，必須讓「群陰」對仁人君子低頭，天下才會太平。

也就是說要發動革命，推翻昏君。

荀爽的這種意識并不是孤立的，當時他的學說影響很大，兗州、豫州都傳荀氏學，可見兗豫士大夫多有與荀爽同心者。

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豫州名族，其中最杰出的袁紹是士大夫領袖，他肯定也有受到荀爽學說的影響，對漢朝皇帝不怎麼當回事。

當袁紹號召關東士大夫跟關西軍閥董卓對峙時，對董卓擁立的漢獻帝也全沒有當回事，一度想立幽州牧劉虞為帝。

同屬豫州的潁川韓馥以及出身兗、豫二州的關東郡守多參與了此事，只是因為劉虞堅決不肯做皇帝才沒有成功。

即便是聽從父命娶了大宦官唐衡之女的荀彧，在度過最初的危機之后，也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漢朝的反抗。

當時南陽名士何颙與曹操、荀彧友善，又與袁紹結為好友，多次入洛陽與袁紹密議，營救黨人，荀彧肯定也參與其中。

後來袁紹與外戚何進合謀誅殺宦官，宦官鋌而走險殺掉何進后，袁紹以此為由圍攻皇宮，對宦官進行絕種性屠殺，隨即任命荀彧擔任之前由宦官專任的守宮令，掌控宮禁。

可知荀彧早年即與袁紹交情深厚，且對漢室都未必有多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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