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盒子是一個試探,其實,荀彧的政治理想幾乎就注定了他的悲劇結局。
在我看來,荀彧既不是漢室忠臣,也不是曹操黨羽,他的志向是拯救天下。漢室的名分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扶持漢室;曹操的能力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輔佐曹操。
他的一生,其實正體現著從東漢到東晉,中原士族從生成、崛起到輝煌的過程。
當時的士族脫胎于秦漢以來地方的豪族,這些豪族利用儒學思想掌握民間的輿論導向和話語權,以此和以皇權為核心的外戚、宦官對抗。
外戚和宦官為迫害士大夫,發動了兩次「黨錮之禍」,也因此造就了不同于后代儒生的「奇節之士」。
而荀彧正是其中的代表。
一、黨錮之禍與奇節之士
經過兩次黨錮之禍,原來對儒學信仰最堅定的士大夫領袖多被害死。
從這時開始,漢朝的士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籠罩兩漢數百年的儒學價值觀開始破產,士大夫群體對于政治和宇宙有了新的思考,處事風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魏晉玄學開始萌芽。
但是這些屈服于朝廷的豪族是口服而心不服。
他們雖然遵從儒學價值觀,但本身未必像被殺害的那些士大夫領袖一樣對儒學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面對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他們中間產生了兩種新的價值觀:
一種是與世沉浮,保全自己;一種是消滅漢朝,拯救天下。
無論是哪一種,都已經放棄了儒學中的「忠君」觀念。
這樣的人,當時被稱為「奇士」、「有奇節」。
奇是與正相對的,「奇節」就意味著放棄了「正道」,故而后世的蘇軾說:「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
這兩種價值觀并不矛盾,可以兼而有之,放棄正道是為了保全自己,保全自己是為了拯救天下。
潁川荀氏或者說潁川士大夫正是兼有這兩種價值觀或者是說「有奇節」的代表。
東漢的豪族在各地的發展水平是不一樣的,這跟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頗為一致。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豪族越強大,反之亦然。
豪族越發達的地區,豪族的文化水平越高,豪族階層的覺醒程度越高,越傾向于有意識地聯合。
而且像關東、關中這兩個最發達地區的豪族其眼光已經脫出本鄉本土,而是著眼于整個天下。
關東士大夫中以潁川士大夫最為突出,潁川士大夫中又以潁川荀氏最為典型。
潁川荀氏是戰國時大儒荀子之后,到荀彧的祖父荀淑時開始發達。
荀淑的祖輩籍籍無名,他雖然讀了不少書,但崇尚學問的實用性,在具有神學地位的儒家經學上并沒有什麼成就。
東漢后期有很多這樣的家族,想要提升家族的地位,但對儒家的經學難有造詣,于是以讀史書為主,增加自己打仗和治政的能力。
這樣也能變成士大夫,提升家族地位,但地位比經學世家要低一等。
荀淑雖然對經學沒什麼鉆研當不了祭司,但是人品好。
所以士大夫領袖李固(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李膺(官至三獨坐之一的司隸校尉)都對荀淑敬重有加。
到他兒子那一輩,地位上升的潁川荀氏開始鉆研經學,荀淑的第六子荀爽成為古文經學的大師,荀淑之侄荀昱、荀曇也都經學有成,成為知名士大夫。荀昱還是「八俊」之一,與李膺、杜密齊名。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兩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已經成為黨人首領的荀昱被宦官殺害,已經成為儒學大師的荀爽也四處逃亡以躲避迫害。而潁川荀氏里面那些還不以儒學著稱的人物,則被嚇得趕緊改弦更張,甚至跟宦官合作。
比如荀彧的父親荀緄,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身為名族的荀緄竟然為兒子荀彧娶了大宦官唐衡的女兒,這導致其名聲受到巨大的打擊。
這還不是孤立的現象,潁川陳氏(陳群的家族)、潁川鐘氏(鐘繇的家族)等名族也有類似的行為。
二、滅漢朝與濟天下
但他們都是口服而心不服,他們的奇節不是徹底屈服而是屈身待時。
衛廣來先生認為「奇士」的精神內涵并非一般的俗儒能夠理解。這些奇士與碩果僅存的儒學士大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怎樣救世,他們不約而同的一點就是或明或暗地與漢朝為敵。
黨錮之禍發生后,許多儒學士大夫逃亡山澤之中,在偏僻之地一面著書立說,一面教書育人。
他們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消滅漢朝,荀彧的六叔荀爽就一直在為消滅漢朝進行理論建設。
應該說西漢時代,儒家的革命性還是很強的。
孟子「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的君臣對等思想,「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誅殺獨夫思想,加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都使得皇帝的地位不是那麼天然合理,皇帝對臣民在理論上也沒有后世那麼大的優勢。
漢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董仲舒的新儒學,董仲舒的思想又是從儒學中思孟學派生發出來的,所以官方意識形態就把這些思想也吸收了進去。
就算董仲舒將皇帝神化為「代天受命」,也還在天子的頭上安了個可以管他的「天」,而且這個「天」的意思要由儒生來解釋,天子要是亂來,天可以降罪。
所以當漢武帝把漢朝折騰得民窮財盡以后,漢朝的合法性就嚴重動搖。
民間不斷有人上書,說漢朝不行仁政,氣數已盡,理應退位讓賢。
勸漢朝禪讓的,漢昭帝時有儒生眭弘,漢宣帝時有儒生蓋寬饒,漢哀帝時方士甘忠可、夏賀良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最終隨著漢朝政治的敗壞,到漢平帝時全天下都認為漢朝應該滾蛋,于是天下人擁戴堪稱儒生楷模的王莽取代了漢朝。
可惜王莽也沒能解決西漢的弊政,這種弊政是多少年社會運轉積累下來的,本來也不是換個人就能解決的。
但是漢代的儒生卻迷信儒家典籍里「堯舜禪讓」的威力,認為換一個有德之君這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漢光武帝劉秀遂借口王莽時代政治混亂,將天下推舉王莽合法上台這件事污名化,禪讓的事不許再提了。
劉秀又扶持讖緯之學,由皇家壟斷天意的解釋權。以前天降災害說明老天對皇帝不滿意,皇帝要反省甚至下罪己詔,到東漢則改為罷免三公,皇帝啥事不用干。
總之在漢光武帝的設計下,東漢的皇權全面提升。
也正因為如此,東漢的皇帝更加胡來,甚至後來皇帝太小時,皇帝的代理人外戚和宦官也隨意胡來,搞得政治敗壞,天怒人怨,掀起黨錮之禍以后更是自尋死路、救無可救。
東漢的儒生不禁會想: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漢朝既然不肯像儒家經典中那樣退位讓賢,為什麼不革了它的命?
于是荀爽著《易傳》,從學術上尋找革命的合理性,陳啟云先生對此研究甚備,容我稍作轉述。如注釋《明夷》卦的「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祿食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恥食其祿。
這里把「日」曲解為皇帝,然后結合卦象中最重要的第五爻是陰爻,在陽爻上方這一點來看,暗指第五爻的陰爻,象征著皇帝是昏君。
而陰爻下方的陽爻則是明德君子,明德君子不應當食昏君亂朝之祿,所以應該將昏君亂朝推翻。
「謙」卦的第五爻是陰爻,象征邪惡的人居君位,第三爻是本卦唯一的陽爻,象征有德的人屈居下位,荀爽注釋時說:
陽當居五,自卑下眾,降居下體,有下國之意也。眾陰皆欲陽,上居五位,群陰順陽,故萬民服也。
意思更加直接,就是仁人君子本來應該處在上位來治國理政,卻被皇帝、宦官、不法豪族之類的「群陰」擼了下來。
「群陰」還想竊據至尊的第五爻之位,必須讓「群陰」對仁人君子低頭,天下才會太平。
也就是說要發動革命,推翻昏君。
荀爽的這種意識并不是孤立的,當時他的學說影響很大,兗州、豫州都傳荀氏學,可見兗豫士大夫多有與荀爽同心者。
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豫州名族,其中最杰出的袁紹是士大夫領袖,他肯定也有受到荀爽學說的影響,對漢朝皇帝不怎麼當回事。
當袁紹號召關東士大夫跟關西軍閥董卓對峙時,對董卓擁立的漢獻帝也全沒有當回事,一度想立幽州牧劉虞為帝。
同屬豫州的潁川韓馥以及出身兗、豫二州的關東郡守多參與了此事,只是因為劉虞堅決不肯做皇帝才沒有成功。
即便是聽從父命娶了大宦官唐衡之女的荀彧,在度過最初的危機之后,也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漢朝的反抗。
當時南陽名士何颙與曹操、荀彧友善,又與袁紹結為好友,多次入洛陽與袁紹密議,營救黨人,荀彧肯定也參與其中。
後來袁紹與外戚何進合謀誅殺宦官,宦官鋌而走險殺掉何進后,袁紹以此為由圍攻皇宮,對宦官進行絕種性屠殺,隨即任命荀彧擔任之前由宦官專任的守宮令,掌控宮禁。
可知荀彧早年即與袁紹交情深厚,且對漢室都未必有多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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