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賣古董的八旗貴族也僅僅是金字塔尖一群人。

底層的旗人只能當兵，而且是全家老少只能拿一份錢糧。

八旗兵墮落不是因為沒有嚴格的訓練，而是失去了培育的土壤。

旗人不準從事生產活動，對于貴族們而言無非是遛鳥而已，但對于底層也就是八旗兵的主體，就意味著與原本農牧的經濟割裂，變成了一人當兵全家苦熬，而且世世代代無法解脫。

再加中上層將領也是從京城里養尊處優的八旗貴族中出來，可想而知，再怎麼抓底層訓練，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熬個幾代人下來，整個軍隊的精神意志就徹底瓦解了。

其實這種體系隔離的制度原本也是為了防止旗人與漢人混在一起完全同化，徹底失去八旗兵的特質，但人口數量、生活方式擺在那里，要麼都當特權階層腐化、要麼混在一起同化，否則就只能半死不活地熬。

老舍《下鄉簡記》地點：密云縣城關公社的檀營大隊。檀營位于密云縣城外東北，約五里。 　原因：為什麼要到檀營去？因為這里有不少滿、蒙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滿、蒙旗人以當兵吃糧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當兵，全家都吃他的那一份錢糧，生活很困難。趕到辛亥革命以后，旗兵錢糧停發，生活可就更困難了。旗兵只會騎馬射箭，不會種地，沒有手藝；錢糧一停，馬上挨餓。他們的子弟呢，只有少數的念過書，或學過手藝，可以找點工作；大多數的青年既無文化，又不善于勞動，只好去做些小生意，往往連自己也養不活。原來，清朝皇帝對旗人的要求，就是只準報效朝廷，不許自謀生計。這就難怪他們不善于勞動了。辛亥革命呢，又有點籠統地仇視一切滿人。這麼一來，整整齊齊的檀營就慢慢地變成「叫花子營」

了！有的人實在當無可當，賣無可賣，便拆毀了營房，賣了木料；有的甚至賣兒賣女！拆典當賣，死走逃亡，悲慘萬狀。這里原有滿、蒙旗人二千戶，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調撥來的，擔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獵的中途保衛工作。到解放時，只剩下了二百多戶，都極窮困。因此，我要去看看他們今天是怎樣活著呢。 　今天的情況：解放后，他們分得了土地，由無業變為有土地的農民。這是個極大的變化！分得了土地，他們可是不會耕種。漢人教給了他們耕作技術，政府幫助他們添置了農具，買了牲口。他們逐漸掌握了技術，由不會勞動變為會勞動。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他們先后辦起了互助組與公社，年年增產，有了信心，由會勞動變為熱愛勞動。 　　那些位孤苦的老人，因壯年時貧困，無力結婚，沒人照應，今天都得到照顧。孩子們呢，村里有兩處小學，可以去讀書。大隊里人多地少，就搞些副業，增加收入。政府又幫助開了一道大渠，把水庫的水從山后引進來，可以灌田增產。老的營房或加以修補，或另建新房，新房都既堅固又敞亮。我所訪問到的農家里，都養著雞、豬；院里種著玉米、白薯，或果木青菜。村里有了電燈。 　　感想：上述的一點很簡略的事實，卻含有極深刻的意義。勞動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餓死的人，起死回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滿、蒙旗人以當兵吃糧為業，管錢糧叫做鐵桿莊稼。事實上，服兵役的才有一份錢糧，當不上兵的并沒有收入，鐵桿莊稼并養不活一家人。現在，在公社制度下，只要肯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全家全族就都能吃飽穿暖，幸福日增。社會主義才是真的鐵桿莊稼！ 　　有一位七十歲的滿族老人說得好：「在解放前，我看不到任何活路兒，只好等死！可是，從第一回看到解放軍，我就看明白：我又活了！從那天起，我就決定聽黨與毛主席的話，叫我怎辦我怎辦！」是的，這位老人便是辦互助組與公社的積極分子之一。現在，他已年高體弱，不能勞動了。可是，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響亮，時常用他的話鼓舞社員們積極生產，愛護集體。我想，他的話實在是說出了大隊中所有的滿、蒙旗人的愛黨與感激毛主席的心情。 　　在北京城里，我看到了許多滿、蒙族的親戚朋友，如何在解放后由失業而就業，由無衣無食而吃飽穿暖。可是，這些人與事都是分散的，東一個西一個的。雖然由每一個這樣的人與事上，都能使我聯想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滿、蒙旗人全會得救，可是我心中到底似乎缺少一個更具體更鮮明更大一些的事例。在檀營，我找到了這樣的例子。這里還有二百多戶滿、蒙旗人，有的還住著二百來年前建造的營房，有的老太太還梳著旗髻。有了這個較大的事例，我就能夠更具體地向全世界說：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里，我們滿、蒙旗人又都活了，而且活得愉快，有意義，因為我們是在民族的大家庭里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齊勞動，一齊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啊！　好，就要再多去看看，據說在西山面前，在東陵……也有滿、蒙旗人在公社里勞動，過著幸福的生活。就要去看看，并希望寫出些文章來，證明新中國各民族的人民如何團結，如何平等，如何歡快，如何熱烈愛戴黨與毛主席！ 載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