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啊，對現在的孩子還真是一兩句話說不清楚的

先說一個背景吧

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管理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失業率

18-9世紀后資本主義全球興起，引致一個現代現象和共識，即現代國家和社會負有向全體成年公民提供工作（就業崗位）的義務。當社會提供的勞動職位不足以覆蓋勞動人口的全部時，就會出現一部分人具備勞動能力，且需要出售勞動力換取收入，卻得不到工作崗位的情況，這就是失業。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率就是失業率，失業率是現代國家和社會衡量經濟狀況和社會管理成效的一個指標。失業率超過一定水平，意味著社會經濟出現問題，社會治理可能面對更嚴峻的挑戰，也意味著出現了成規模的公平問題。所以，現代國家和社會都會以多重手段盡可能地降低失業率，而對陷入長期失業的人口，則會以失業救濟的方式確保其有足夠的收入應對失業造成的個人或家庭經濟困境。

這是現代社會基本的運行模式，也是題主提出這個問題的一個現實背景。即，題主和許多當代人一樣已經把讀書畢業找工作掙錢養活自己視為人生過程的默認模式。但實際上，現代人的這個默認值，對古人來說是不存在的。

在古代（不只是中國，實際上整個世界都是如此），在前資本主義的古典時期，大多數人，終其一生是沒有就業這回事的，國家和社會也沒有向每個人提供勞動機會的義務。我們都知道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什麼是等級呢？君主貴族鄉紳地主到平民農奴賤民這個梯度不只是稱號頭銜的變化，還是一個經濟地位（財產和收入）的級差。我們所熟知的馬列主義就是以經濟地位作為階級劃分的標尺，解釋了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的現象。拋開這個解釋中的對立思維，著眼于經濟事實，我們就能理解古人的實際狀況：絕大部分人的狀況是自生自滅（學術一點說就是「自給自足」

），少部分人依賴極少數的君主貴族的家庭內部的生產和管理職位生存。概括地說，古代的國家和社會盡管沒有提供就業崗位的義務，但是國家和社會的運行也是嚴重地依賴人的勞動。因此，在古代，大多數被捆綁在土地上的普通人以農耕和提供勞役的方式承擔國家賦稅和建設任務。少部分脫離土地的人則依附于君主貴族地主所提供的私人工作為生，極少部分精英通過科舉成為官員，參與到國家統治中。這里貴族地主就扮演了現代企業的角色，為少數有才能且脫離土地束縛的人提供了合適的崗位。

中國古代有句話講「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蓄養死士根本地說就是重賞之下有勇夫的模式。古代大多數人除去辛苦種地是沒有穩定謀生出路的，若某個有錢人肯出錢雇傭一個人，使用他的才能達成某個目的，對這個被雇傭的人來說往往是一個名利雙收的機遇，這是其一。其次，我們今天確立的為公拒私的價值觀，服務國家，抗拒依附個人的價值觀是很晚近（對中國而言，是清末民國直到文革）才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的。而古代社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人身依附的社會，這種依附關系不但適用于臣民對君主、平民對貴族、農民農奴對士紳大族，也適用于個人之間的緊密聯系，即所謂江湖朋黨的忠義價值是也。事實上，中國社會推行儒家教化的一個目的也是抵御這種直至春秋依然普及的忠義價值，漸次削弱個人、宗族、豪強、貴族所擁有的人身依附權（義），而變為所有人對皇帝、皇權的依附（忠）。如春秋時期聶讓/荊軻那種為了恩主不惜生命對抗強權/公權/霸主的價值，盡管始終是中國社會正面道德、俠義傳統的一部分，但在唐宋以后，尤其明清至現代日益被儒家思想和現代法治意識所消解。

典型例證如趙氏孤兒，伍子胥借吳攻楚這些故事所宣揚的價值在明清乃至現代主流價值觀面前日益變得矛盾尷尬。實際上，從漢武帝大肆誅滅豪強開始，中國社會對私人依附的忠義價值觀就始終存在著打擊和清洗。但這個事情是有兩面性的，正如以孝治天下必會遭遇忠孝不能兩全的悖論一樣，完全否定私人間的忠義（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以公權取消私人間的忠義，固然有助于皇權（國家權力）的強力貫徹，卻也會造成價值觀的崩壞，而這在國家不能平等地向全體國民提供就業機會的古典時代，尤為致命。也因此，古典時代，盡管中國社會始終存在皇權對私權的全面壓榨和清洗，但是私人間的忠義也始終有存在的余地。真正讓私人間的忠義喪失土壤，無處藏身而徹底消弭的恰恰是現代，是現代社會現代經濟制度和現代法律共同締造的現代文明體系。現代政治法律和經濟文化等等共同鑄就的現代文明和制度，讓就業變成國家的責任，即使是以私企的方式提供（私企和員工之間的雇傭關系只存在于技能和薪酬的交易之間，而非人身依附），勞動者出售的只是某項專業技能，而非人身權利。這種制度設計讓資本主義革命后的整個世界范圍內都實現了勞動者個人的人身自由。每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個人僅僅對自己的國家承擔忠誠義務，對任何私人都只承擔有限的民事義務。在這種新價值體系下，私人花錢買命逐漸變成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變成一件觀念中難以理解，實踐上無法確保被雇傭者的忠誠的倫理問題。

所以，古代能夠蓄養死士的前提有二：一是經濟模式與今不同；二是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至于怎樣蓄養，這個要看案例

但無論如何，金錢是蓄養死士的第一重要前提；古典的倫理則是一種精神保障。

最后，至為重要者，古代的蓄養案例對今天沒有任何借鑒作用，時代變了，今天只有服務于國家的勇于為國獻身的英雄，絕無可金錢收買的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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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和古代的一個制度性的分野就是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指西方大革命后逐步形成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徹底完成的現代國家的觀念，這個觀念也是中國締造現代國家時所秉承的觀念）。民族國家是建基于一整套完整的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哲學等等思想和認知基礎上，是一系列具體的行為和過程促成的。我們從義務教育開始學習的全部有關社會、政治、法律的思想觀念就是支撐現代國家秩序井然的基礎性信念。這種信念已經變成了當代人的默認值，其中一項就是公民對國家的忠誠，在我國這種忠誠甚至體現在各種相互沖突彼此攻訐的言語和行為中。比如，公知現在臭名昭著了，但是，即使厭惡公知的小將也不能否認，公知，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們持有這樣那樣觀點的目的也是為了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這即是說，現代國家塑造公民忠誠這一點上是一個近300年的理論和實踐并行過程，也是一個血與火的爭斗過程。我們今天所深以為然的多項默認值，都是這個痛苦求進的過程中緩慢刻入我們的精神基因的，而不是天然如此。事實是，任何一個默認的現代原則，只要肯用心找就能找到相反的古典原則或例證。

所謂PUA，換一個說法也就是洗腦，或者叫操縱，馴化，什麼都好。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里明確宣稱：共產黨人的修養就是做黨的馴服工具。雷鋒精神的一個核心就是：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是一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磚。這都是實實在在的馴化實踐，無論以褒義的詞匯陳述還是以你聽起來刺耳的詞匯表達。并且，對這個世界而言，二戰以前，國家或黨派對普通人的洗腦和馴化是全世界公認的正當手段，而且是實現國家公民正向連接的基礎性手段。并且，現代的洗腦馴化手段幾乎全部來自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歐洲。只是在二戰后，間隔很短的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和死亡，讓歐美文化界思想界開始反思國家與公民的關系是否必須依靠馴化洗腦來維持。當代，至少在歐美主流文化界思想界已經否定了這種關系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