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店隨機刺人凶嫌聲請精神鑑定 亡者家屬悲慟:天理何在?

尤其,精神鑑定是由精神科來進行,而不是司法體系或獨立單位,更有犯罪「醫療化」之嫌。實務上,的確偶有律師申請法院進行犯罪嫌疑人的精神鑑定,但法官有裁量的權力,不是申請就一定會進行。再者,精神鑑定並非只是找找看有沒有精神疾病這麼簡單,還要抽絲剝繭去追溯犯罪行為發生的脈絡。

例如,我曾經參與鑑定3件縱火案,都是男性,兩位30幾歲,一位50幾歲,他們都說有幻聽症狀的幹擾,耳朵可以聽見不知從何而來的聲音。我們不僅要瞭解幻聽和他說什麼、如何說、在哪裡說,還會問一連串關於幻聽的問題,例如:「爸媽的話都不一定會聽了,為什麼會聽幻聽的話?」、「不聽又會如何?」這樣的問題,來判斷是不是真的有症狀,而行為是不是真是受症狀的影響。(《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闖入幼稚園,是為了向幻聽證明自己還有能力拍片,就是例子。)

第一位在加油站前點火,雖沒有釀成巨災,還是以公共危險罪起訴。他說「聲音說如果沒放火,就要殺死家人」,他原先不信,可是經過一連串的求證,他深信有可能發生。最後演變到在聲音威脅下,只好照做。

第二位說自己有幻聽,還說自己有憂鬱症。但是提供的訊息前後不一致,整體評估與心理測驗並沒有明顯顯示有精神疾病的現象。最後鑑定他其實是對家人不滿,縱火是一種報復手段,後來法官仍以謀殺罪定罪。也有人會說,自己吃了安眠藥,說些什麼做些什麼都忘記了,在精神鑑定中,這可不是能撇清犯罪行為的說法。從犯案手法、路口監視器拍到的畫面、之後如何隱藏罪證等等,都可以判斷行為能力。

第三位是一位思覺失調症的病友。雖然常常受症狀幹擾,但縱火的原因,是來自於家庭生活變故,需要把房子賣掉,而他不想離開這個有媽媽味道的房子,乾脆同歸於盡。因而,雖然有思覺失調症,他還是被判有罪,而且法官認為他必須治療,必須在精神病院的司法病房住滿刑期。幾年之後,刑期結束他才出院。

創造司法科學與人性兼顧的時代

有時會聽到病人懵懂地說:「我有精神病,殺了你,我不必負責,也不用坐牢。」除了安撫他生氣的情緒,告訴他這是錯誤觀念外,我還會安排他去參觀司法病房。在那裡,受到法官判定「監護處分」的精神病人還真不少。

有病人一整個刑期都得在醫院和其他精神病人一起接受治療。也有病人已經在監獄服完刑期,刑期結束後移到精神病院繼續做幾年的治療。例如,王景玉的高等法院二審宣判是「殺人罪,無期徒刑,刑後需監護5年」。也就是說,就算他出獄,之後至少還要再待精神病院5年。

精神鑑定已經是精神醫療的日常。一個人犯了罪,精神病人都不一定能用疾病作為理由脫罪了,一般人更難以佯稱精神疾病而逃過法律制裁!精神醫療中,醫師和病人要有夥伴關係;而在精神鑑定中,又要像福爾摩斯一樣追索犯罪行為當下的細節,身為精神科醫師,無可避免要面對正常人/病人、犯人/病人的模糊地帶。隨著社會日趨複雜,這樣的專業挑戰愈來愈多,在2018年底成立,無疑也是這項趨勢的註腳。

所以,當一份眾所矚目的精神鑑定報告公佈,社會大眾、鄉民們,可不必再以精神鑑定作為情緒宣洩的標靶和獵物。這實際上是一個以精神疾病為名、對全體社會的修煉,它開啟了「犯罪不應該被醫療化」的認知,讓人們更瞭解,因病而犯罪的人應該要併以適當處置,創造司法科學與人性兼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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