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滅亡，原因無外乎以下幾種，一是施政不當引發民變，譬如秦朝、隋朝、元朝，都是因為統治者濫用民力激起民變最終動搖了統治根基；二是外敵入侵，典型的是兩宋，在守內虛外的國策下，亡于強大的外敵女真和蒙古；三是外戚或權臣篡權，譬如西漢王莽篡權，又如隋文帝楊堅篡位；四是中央勢弱，地方藩鎮坐大，譬如唐朝就是亡于藩鎮；還有一種就是內憂外患齊至，王朝腹背受敵最終滅亡，典型的比如明朝，中原的民變此起彼伏，關外還有虎視眈眈的清軍，明廷兩線作戰，顧此失彼，最終難逃滅亡的厄運。

而西晉則比較特殊，其滅亡按照慕容博的說法是司馬氏皇族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耗盡了國力才使得五胡有機可乘，入主中原。所以從表面上看，西晉是亡于匈奴，實則是因為內亂（八王之亂）動搖了統治根基，才導致了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的惡果。

那麼西晉王朝為何會因內亂而迅速滅亡呢？

1 貪污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喔，不，是貪污腐敗的西晉王朝。

許多人觀察短命的西晉王朝，都會給它貼上腐敗或腐朽之類的標簽。因為不同于許多王朝立國初期君臣勵精圖治的新氣象，西晉王朝立國后從上到下就彌漫著一股奢侈腐敗之風。錢穆先生就曾指出，其時佐命功臣，一樣從幾個貴族官僚家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間的新空氣。故晉室只是一個腐敗老朽的官僚集團，與特起民間的新政權不同。也就是說，西晉的開國功臣集團絕大多數都是前朝曹魏的舊臣或舊臣的子孫，是一個由業已腐朽的權貴集團所把持的政權，沒有任何流動性，沒有新鮮的血液注入，有真才實干的人無法出頭，政權從內到位都腐敗透了，所以這樣一個沒有任何活力的王朝短促而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限于當時三國鼎立的局勢，面對吳、蜀兩國的覬覦，掌握曹魏政權的司馬氏只能盡可能多的爭取曹魏舊臣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將他們從魏臣轉化為晉臣。因為如果司馬氏對官僚集團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勢必引起政局動蕩甚至是大規模內亂給吳、蜀兩國以可乘之機，再者，通過高平陵之變上台的司馬氏當初發動政變所依靠的本就是對曹爽專權不滿的曹魏老臣，繼續優待他們將他們轉化為晉臣可大大減小魏晉嬗代的阻力，第二，司馬氏作為以儒術自持的世家大族，又是曹魏的顧命重臣，本該以忠孝為最高信仰，卻自作門戶，弒君篡位，面臨極大的政治壓力甚至是道德輿論壓力。因此，司馬氏只能一方面樹立司馬氏與曹魏統治者的對立形象，通過儒家的「君不君則臣不臣」的理論為自己篡權的行為作辯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更強調以孝治天下，而將忠君的價值觀念拋在一旁，故而對由魏臣轉化為晉臣的官僚集團采取的是異常優容的政策。

司馬氏并不要求他們一定得表忠心支持，默認不反抗是可以的，不合作拒絕出仕亦可，甚至流露出眷念故主的情緒也是不追究的，只要不公然與司馬氏作對就行。畢竟高貴鄉公之死，司馬氏難辭其咎，自己就于忠君之道有虧，自不能苛求這些魏臣對自己有多麼忠心，相反，為了平息物議，拉攏他們支持自己必須對他們刻意加以優容。

所以，我們看到西晉王朝初立，面對官僚集團彌漫的奢侈腐敗之風，晉武帝司馬炎不但不加以遏制，反而公開縱容，石崇王愷斗富即是一顯例。

2 黨同伐異的官僚集團是造成西晉政局紛爭不斷乃止內亂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曹魏權貴集團子弟是西晉官僚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政局中居于主導地位，把持了政權，他們基于不同的文化、社會出身，排斥那些出身低微，后起的官員，從而堵塞了統治集團內部自下而上的上升渠道，造成了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結構性矛盾，這也是晉初政治紛爭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種排斥的典型案例就是鐘會與鄧艾的「二士爭功」，以及後來平吳戰爭中的王渾、王濬爭功。兩者都是出身世家大族的權貴對寒族出身的鄧艾、王濬的排斥和壓制。

這種權貴集團把持政權，排斥壓制后進寒族官員的普遍現象，使得整個西晉的官僚體系日益僵化，缺乏活力，因而無力應對新的政治危機。東晉權臣桓溫評價稱「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批評王夷甫之流身居廟堂之上卻只會空言誤國，根本無力應對危機，可謂是一語中的。左思《詠史詩》中「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便是對這一情形的真實寫照，這也是造成西晉短促而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