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軍備全面廢弛，龐大的常備軍基本淪為「花瓶」和「擺設」。

大清帝國的正規軍，主要有八旗和綠營。從順治初年到乾隆末年，這兩支軍隊用切身經歷，生動詮釋了從天下勁旅蛻變為烏合之眾的兩條不同路徑。

八旗，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兵民合一」社會組織體系，也是大清帝國的嫡系中央軍。1644年，大清定鼎北京時，八旗兵不到20萬，卻是帝國的武力支柱，無論是擁兵百萬的李自成、還是割據江南的南明小朝廷，都在八旗兵威下瑟瑟發抖。

不過，到1673年「三藩之亂」時，八旗兵已大不如前，多次被吳三桂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清廷不得不啟用綠營來挽救危局。

短短三十年時間，一支曾經無敵于天下的軍隊就腐化墮落了，原因何在？

八旗兵組建之初，身處遼東白山黑水之間，物質條件的匱乏使他們茹毛飲血、忍饑耐渴，有著堅忍的狼性；傳統的游獵習俗，使他們從小就能射善馳，堪稱「馬背上的民族」；長期戰爭的險惡環境，使他們視征戰掠奪為職業，聞戰則喜、所向無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以征服者的面貌踏入中原后，八旗實現了由「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根本性轉變。將領們收獲了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大量金銀財寶、房屋土地，一下子轉型為大貴族、大地主、大財主。據統計，僅順治年間，旗人就圈占北京周邊田地166838頃，僅直隸一省又將66萬余男丁劃為包衣。據《嘯亭雜錄·孫文定公》記載，「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勛舊所圈，民無恒產，皆仰賴租種旗地生」。

坐擁巨額財富之后，八旗貴族開始縱情享樂。畢竟，如果一個人能夠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抽筋，誰還愿意天天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起早貪黑堅持鍛煉？

上梁不正下梁歪。將領們懈怠了，八旗兵也不甘落后。

八旗兵由國家財政全額供養。康熙中期，八旗前鋒、護軍每月餉銀四兩、每年餉米48斛（合9600斤），馬甲每月餉銀三兩、每年餉米48斛，步軍每月餉銀一兩五錢、每年餉米24斛。

旗兵子女凡七歲以上，即可食全俸，此外還有恩賞、紅白恤賞、差兵盤費等額外收入。長期和平環境和優厚的福利待遇，使八旗兵們漸漸把當兵吃糧作為賺錢謀生的手段，心思精力完全偏離備戰打仗。

思想的放松、帶來了作風的懈怠，作風的懈怠、帶來了訓練的廢弛。舞刀弄槍再也不是八旗兵的日常工作了，提籠架鳥斗蛐蛐取而代之；「當兵」也不再與生死、戰場掛鉤，而與家長里短、柴米油鹽緊密聯系在一起。

慢慢地，八旗兵的軍事訓練流于形式，訓練標準一降再降，最后什麼好看訓什麼、什麼好訓訓什麼，把騎馬、射箭等「看家本領」全還給了老祖宗。當訓練基本虛化后，八旗兵的身體素質也遭遇了「斷崖式」下滑。

于是，原本「攻則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霆、勢如風發」的八旗兵越發萎靡，慢慢淪落到了「睹旌旗而色變」的境地。

嘉慶四年（1799年），八旗兵奉命征剿白蓮教起義。將領勒保上奏嘉慶皇帝，聲稱八旗精銳鍵銳營、火器營不習勞苦、不聽指揮，兩天多還沒走完七十里路，「與其久留糜餉，轉為綠營輕視，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1815年，嘉慶皇帝檢閱八旗精銳前鋒營，200名精挑細選出來的士兵，竟無1人能夠5箭命中靶心，其糜爛如此。

八旗之后，還有綠營。如果說八旗是「富養」的典范，那綠營就是「窮養」的楷模。在綠營身上，清廷充分論證了如何用最少的錢、養更多的兵。

據史料記載，綠營兵編制58萬4千余人，1781年增添6萬6千余人，后陸續削減1萬8千人，定額63萬2千余人，每年耗費軍餉1500余萬兩白銀。

數目龐大的軍費，平攤到每個人身上卻十分微薄。

綠營餉章規定，馬兵月餉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米則一律月支三斗，人均不足八旗兵一半。從大清立國到嘉慶時期近200年，綠營兵基本沒加過工資，而糧食等日用消費品的價格卻在不斷攀升，需要2到3兩白銀才能買到1石米，綠營兵的工資連自己都喂不飽，更談不上贍養全家。

無奈之下，綠營兵們只能另謀出路。有門道的，自己當老闆做生意；有戰斗力的，給黑社會組織當打手，為黃、賭、毒事業保駕護航；等而下之的，敲詐勒索鄉親，白吃白喝白拿，類似于流氓地痞；剩下一些良善之輩，有的給商販幫工，有的走家串戶賣雜貨，有的磨豆腐賣豆腐，有的當做裁縫、木匠糊口，有的當佃戶給人種田，與普通百姓沒啥區別。

當綠營兵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謀職業上時，將領們則絞盡腦汁地喝兵血、吃空餉。

每當遇有士兵員額出缺，將領們往往在賬面上保存其舊名以吞沒錢糧，閱兵點驗時再雇人頂替，造成紙上有兵、軍營無兵的窘境。嘉慶、道光年間，許多省份綠營兵實際人數已成了一筆糊涂賬，一些省份綠營缺額近半數，遇有戰事只好抓些乞丐和殘疾人湊數。

除此之外，綠營制度設計上有三個特點：一是地域上的分散性。除了總督、提督直轄的數千標兵外，綠營兵小股多點部署在全國各省市縣，每個點位的人數從數人到數百不等，即使嘩變也難以對政權構成威脅。二是職能上的多樣性。除了承擔國防軍的職責，綠營兵還擔負緝拿逃犯、巡邏城池、壓解錢糧、查禁私鹽、彈壓地面、防汛抗洪等多樣化任務，日常工作相當繁重，類似于軍隊、武警、公安、稅警、城管和民兵預備役的混合體。

三是動員上的薄弱性。為了不影響社會正常運轉，綠營兵遇有戰事出征時，不是成建制調動，而是從各省市縣抽調拼湊、積少成多，兵將之間、兵兵之間互不熟悉，動員成軍的效率極為低下。

19世紀中后期，綠營軍制已徹底敗壞。綠營兵平時滋擾地方、禍害百姓，戰時貪生怕死、望風而逃；綠營將領自身不正、毫無威信，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晚清名臣曾國藩曾經下大力想整訓綠營，卻對這支像城管、像商人、像百姓、更像地痞的二流子軍隊無可奈何，最后憤憤地丟下一句：「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