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西晉短命，任何一個承接原先東漢政治遺產的王朝都短命。

包括曹丕后的曹魏，東吳，西晉，東晉，劉宋，南齊，梁，陳，都一樣。

東漢其實留了一個無解的爛攤子給后世，除非全部報銷重來。

東漢本來就是大家族擁護起來的王朝。東漢開國有太多運氣成分，位面之子光武帝劉秀，在幾場大戰之后，就一呼百應，群雄擁護。在東漢常見政治是皇帝聯姻大家族，大家族外戚干政，皇帝聯合太監除外戚，皇帝再次聯姻大家族。周而復始！

察舉制度，說白了就是推薦當官制度。在東漢中晚期逐漸失效，地方察舉權被少數大家族所控制。于是在東漢末年，出現了像袁紹這樣的四世三公。察舉制度變相成為部分類似世官制度，士族這類人孕育而生。由于大家族掌握地方察舉權，讀書人為了出仕必須拜入大家族門下，門閥孕育而生。

一個大家族，帶著一群門人控制朝廷，制衡其他門閥勢力。東漢后六朝政治大抵如此。

等到漢末黃巾起義，各州有了自主募兵權。于是發展出軍閥割據，最終三分天下。魏國在曹丕時期確立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簡單說就是要當某個官必須有某樣家庭背景。這是正名的類世官制度。衍生出加強版的門閥。從此沒有背景的人才再也沒有辦法直接進入朝廷為國效力，只能依附門閥。九品中正制嚴重削弱皇權（中央集權），加強門閥權力的一種制度，從此曹魏后中國進入皇權和門閥共制國家的時代。

曹魏時期，大型士族開始擁有私人武裝，士族徹底半軍閥化。隨時左右國家政治。這個時候，其實國家一盤散沙，跟東周封建已然一樣，國中有國。

這種情況下，任何士族一旦掌握國家，只要他衰弱其他士族一定會乘機發動挑戰。

這就是整個六朝十分短命、政權更迭頻繁的根本原因。

司馬氏聯合士族門閥起家稱帝，他們非常了解從東漢以來盤根錯節的門閥士族，其力量之強大，不是中央政權在短時間內可以削平的。于是西晉選擇了分封司馬皇族，妄圖讓司馬氏自己人控制地方。在當時大背景下，這種選擇不能說錯。但是主弱，還沒有開始對士族門閥開打，自己就先打起來了。

門閥體制下，皇族之間的內斗十分恐怖！各地皇室也是超級門閥，各種人才拜入門下，慫恿他們門鼎中原，這是依附門閥的寒門或者小家族唯一能進入國家中樞的機會。殘害其他競爭對手，對同為競爭對手的宗室從不手軟。從西晉一直到南陳，皇族內部宗室動則滅分族，屠殺！

西晉沒能解決東漢以來陳舊的問題，中央極度虛弱，這類似共主聯邦。

因此就算沒有五胡亂華，西晉也會很快滅亡。就如同南渡后的東晉、南朝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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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里很多人提到科舉，甚至有人認為我的文章在論述科舉的重要性，所以不得不澄清一下。

先說結論，我覺得科舉對于瓦解世族大家沒有啟到太大作用！隋文帝的科舉出現近三百年后世族大家才退出歷史舞台，而且隋文帝啟用大量世族。顯然不是這個起了作用！那是什麼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世家之所以荼毒深，不是因為世家控制了科舉或者說察舉才讓他們強大，而且是朝廷的政策讓世家有錢他們才能養兵自重，這麼強大才能壟斷仕途，可以干預這個國家。必須從經濟基礎上徹底破壞才有用。因而胡漢關隴世家均田制與傳統世家的莊園制并行，第一次嚴重削弱世家力量，均田制有利于農民擺脫大家族獨立成編戶。

在唐朝均田制破壞后，唐德宗年間實行兩稅法，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從「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從此我國稅制從按人頭收稅，慢慢轉向按土地收稅。這種方法是按貧富收稅，世家不可能擁有巨額財富，從此世家退出歷史舞台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公認唐中后期開始，舊的世家莊園制經濟的崩潰，新的中小地主和自耕農階層成為了新的地方生態組成核心。

舉個例子吧，如果馬云雇傭兩萬保安就算在今天應該不犯法吧？兩萬保安，按照一個月工資人均5000，一年所有費用也就12億，對于馬云真不算什麼。因此，年收入過億的人，雇個千把人一點問題都沒有。在那個年代，大家族擠壓小戶，讓很多小戶生存艱難可能給口飯吃就給大家族為奴為婢，折算現在遠遠達不到5000，可能兩千就好。

在莊園制下，他們平時就是耕戶，拿起武器就是士兵。這就是東漢初年大家族擁有已經初有規模的私兵的原因。就像墨西哥的毒梟，這麼多年下來，積累下大量財富，擁有武裝部隊，現在還經常批評政府，批評政府是參政的第一步。

瓦解大家族，必須先瓦解土地，再讓他們沒錢，當然武力是后盾。

我個人覺得隋文帝的科舉對于削弱士族意義沒有想象中那麼大。但一直很多人覺得意義超級重大。我個人是覺得是受tg教育有關，tg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反世襲。

可能我這樣說，有人覺得是錯的。不過，大家開心就好，當聽聽故事，不要掉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