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庚子之亂的不堪一擊,日俄戰爭后國內的制度之爭,慈禧已經有相當的主動性跟大臣去討論君主立憲的問題,已經從洋務運動時候的「中學」沒有任何討論余地到現在可以討論政治制度的變化了。
她唯一擔心的是會不會大權旁落,但考察憲政大臣并沒有說出行憲后,君主的實質地位。
尤其載澤的上奏說,會皇權永固,會外患漸輕,會內亂消弭。
所以僅就這三點,慈禧當然還是愿意考慮實行的,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等等那一套計劃。
如果真給慈禧實打實地說了君主立憲的實質其實是責任內閣,虛君象征,您往后就光榮退休吧。
那她肯定是不愿意的。
有點頭腦的清楚行憲本質的滿漢大臣,在那個時候,是著實想從制度上改革清王朝,或者說至少是有強力君主的過渡階段也好,先把唱戲台子搭好了再說。
所以像端方,袁世凱,戴鴻慈等人也不想給慈禧說得太過明白,讓她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