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西晉王朝的崩塌與五胡亂華，除了討論最多的晉武帝對于繼承人和宗室安排不當導致八王之亂以外，人們常歸結于晉王朝上層的驕奢淫逸以及對底層的剝削壓迫，如著名的王愷石崇斗富往往被拿來作為話題。

然而漢文帝時代，佞臣鄧通前后得到賞賜億萬錢，還被賜予大量銅山，授予鑄錢之權，其所鑄錢幣流通全國。

這樣的豪奢與肆無忌憚，簡直比起石崇、王愷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就能以此說文帝是昏君，治下奢靡混亂？

顯然正是因為西晉王朝的迅速崩潰，晉武帝一朝奢靡腐朽的個例才被刻意重墨強調，顯示出太康之世便有亡國之象。據實而論，西晉的治理實是比曹魏要好得多。而西晉王朝的崩潰和五胡亂華的因由，關鍵在于士族與寒門的矛盾。

晉武帝的善政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馀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干寶《晉紀總論》

干寶的《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認為其對晉武帝的美譽純屬吹捧，無疑是不客觀的。

事實上，晉武帝時代的經濟繁榮民生可觀，是與宏觀治理脫不開干系的。

公元263年，戶籍的統計數據是：魏國人口440萬，吳國230萬，蜀國94萬，合計不過700余萬。

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太康元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課田法頒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國家「戶有三百七十七萬」，按一戶6口計算，西晉王朝的賬面戶口多達2400萬口。而當時全國總人口約為3500萬，統計比例達到68.5%。

由此觀之，晉武帝一朝在人口統計上卓有成效。除此之外，晉武帝又廢除了民屯，并通過裁減郡國兵削除了曹魏時代名為士兵實為國家農奴的「士家」，改變了屯戶世代遭受奴役，痛不欲生的待遇。

而占田制并非像許多人想象那樣是為了保護士族特權而設的，因為士族特權在曹魏時代早已形成，占田制只不過對其實際占有承認而已。占田法雖然保護了士族和官僚占有比普通百姓為多的特權，但亦限制了士族官僚占有田地的上限，因此也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

晉惠帝前期皇后賈南風專權雖非司馬炎的意愿，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司馬炎的善政仍得到很大程度延續。賈南風的執政，是與寒門出身的張華，河東裴氏的裴頠結成聯盟，使得【海內晏然】，在小冰期災害頻仍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了國家穩定，有效壓制了內遷胡人和宗室力量，應該說賈南風的治理是有成效的，不應當抹黑。

小冰期的席卷

明末小冰期可謂非常有名，但西晉后期的小冰期知名度就要差很多。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處于平均氣溫較低、氣候相對寒冷的狀態，而晉武帝末期直到西晉滅亡期間，這個問題就越發嚴重，自然災害爆發極為頻繁，導致了「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的狀況。

隨著氣溫下降，草原向南方延伸，胡族不可避免地紛紛南下定居于塞內。

加上三國混戰時各方都有內遷胡人作為稅源兵源的情況，導致到西晉時帝國機體內的胡族數量已經非常可觀。

顯然，小冰期給西晉王朝帶來了自然災害頻發，糧食減產和胡人內遷，比例上升兩大顯著影響，這對于帝國而言都是巨大的危機。

晉帝國是否迫害胡人

西晉王朝往往被認為刻意迫害胡人，江統《徙戎論》中「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的文字常常被引用，八王之亂中各方勢力掠賣胡人為奴的記錄也被過分強調，以得出五胡亂華是西晉王朝咎由自取的結論。

然而《徙戎論》同樣說——「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余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后，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這難道可以證明東漢王朝也迫害胡人？

胡漢矛盾當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在任何一個時代，各國多數族群和外來的少數族群之間都會因為生活方式習俗等差異而產生矛盾，出現少數族群一定程度被排擠的情況，顯然我們將胡漢矛盾歸罪于西晉王朝是不客觀的。

事實上，西晉王朝對于胡族在賦稅政策上是優待的：「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稅率低于同期的漢人百姓。

不過，這種優待僅限于遠夷，也即編戶齊民的「近夷」要承擔和漢人百姓一樣的稅率。晉王朝無疑是希望更多地打散胡族部落，增加編戶齊民數量的，只是遭到胡族的巨大阻力而成效不大。

匈奴人起兵時仇視晉帝國，聲稱「晉為無道，奴隸御我」，但劉宣口中的迫害無非是「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即匈奴部落組織雖然還有一定的保存，卻按照編戶齊民來納稅，晉王朝這一政策還是繼承自曹魏的，只是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匈奴各部，八王之亂及隨后的五胡亂華就爆發了。

就當代的國家觀而言，內遷異族納稅服役，成為編戶齊民，根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對于不成為編戶的「遠夷」，西晉政府也是非常不喜歡的。

當并州爆發大規模饑荒的時候，并州刺史司馬騰為了解決流民的生活問題，組織流民建立「乞活軍」，前往河北地區就食，「乞活軍」并不只是漢人，也有許多編戶化的烏桓人。

但如羯族石勒這樣沒有承擔編戶齊民納稅義務的胡人則往往被掠賣為奴，充當軍費。司馬騰掠賣胡人是特殊情況下，且中央秩序已經崩潰后的特殊舉措，不能視作西晉對胡族政策的常態，但也可顯出于胡族而言，其義務和權力是對等的。在五胡亂華中，烏桓人大量效忠于晉室，正是他們很早就被打散部落結構，漢化程度極高，并因服役納稅與漢人無異而享受完整的帝國編戶權益的緣故。

寒門對士族的仇恨

毋庸諱言，五胡亂華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執政的皇后賈南風因誅殺太子司馬遹，被趙王司馬倫抓住把柄而推翻，各路野心家紛紛登場，八王之亂摧毀了晉帝國的中央秩序，遂有五胡亂華的局面。

然而即便胡人大量內遷，在當時的中國北方漢人數量仍然是遠高于胡族的。

八王之亂結束時，最后勝利者司馬越麾下也有數量可觀的軍隊，為何戰亂后的西晉不能如漢末混戰后的三國一樣擊敗肆虐的胡人，這明顯涉及到內部的因素。

胡族軍隊中大部分的人員仍是漢人，這是一個讓人感到極為感慨的事實。匈奴王劉淵麾下，還有王彌這樣獨立性極強的漢族軍頭，其兇狠作惡，并不在胡族之下。

但我們當然不能將這種矛盾視作階級矛盾，實際上出身最底層的泥腿子如乞活軍眾將往往是憤于胡族的殘虐，站在扶保晉室的立場。而與胡族合作的寒門們實際上也是地方的強宗大族，掌握著人口資源，他們與頂層士族的矛盾，屬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曹操奉行唯才是舉的政策，曹魏政權重用的人才既有士族，也有大量寒族。優待士族的基調實際上在曹操時代已經形成，曹丕推出九品官人法予以確定。所以曹魏時代剝削階層極為龐大，百姓壓迫很重。

西晉王朝代表了士族的利益，打壓寒族，寒族只有如張華、王濬、馬隆、孟觀、石苞等人這樣確有突出才能，才能得到重用。這縮小了剝削階層的規模，有利于底層人民，但遭到扎根于基層的廣大庶族地主的憤恨。

又因為九品中正制度進一步固化，劉琨、祖逖這樣的次等士族早年也不安分，希望發生一定程度的內戰來改變命運，當然他們所希望的絕非五胡亂華這樣慘烈的局面。

而寒族地主則沒有任何顧忌，紛紛利用自己所掌控的地方人口物資與胡族政權建立合作，并通過聯姻等方式鞏固關系。

　　曹魏后期大將——汝南太守王頎的孫子王彌起初參與劉伯根流民起義，繼而效命于匈奴人劉淵，在攻陷洛陽時出力極多。後來更是與羯人石勒聯手發動了慘無人道的苦縣大屠殺，王彌之弟王璋率領庶族地主的軍隊和羯人一同將俘獲的西晉官僚士族們活活燒死后，做成人肉料理享用。

　　而羯趙石勒娶程遐之妹為妃，可視作庶族地主與胡族聯姻之一例。

　　顯然，由于庶族地主扎根于基層，以其龐大的底層影響力，裹挾大量人口與胡族勢力形成合作，攻擊晉朝士族政權，就導致了五胡亂華急速擴散，中原陸沉的結果。

小結

　　但我們也不能說庶族地主們的所作所為是進步的。實際上，他們推翻舊士族只是希望自己成為新的士族，制定新的士族等次體系，如后趙政權同樣進行「清定九品」，只是由于覆滅太快，所定的九品體系未得承認。

　　人才選拔公平性的問題，直到隋文帝推出科舉制，才逐步解決，而隋唐時期的體制仍然是士族政治為主。顯然在印刷術發展到一定高度使得知識足夠普及之前，士族政治是具備其優越性的，當時士族當軸執政的局面也是整個兩晉南北朝的大勢。但西晉王朝沒有在任用士族的同時照顧到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在國家陷入內戰，五胡云擾的局面下，庶族地主完成了與胡族勢力的結合，最終導致西晉的滅亡和東晉的衣冠南渡，北方進入五胡亂華的黑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