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湘西沅陵一個叫烏宿的寨子里，生活著一個奇怪的中年女人，她和老實巴交的鄉下丈夫棲身在一條破船上，生了個兒子，過得窮困潦倒。
村民們常看到她穿著一件不合身份的白旗袍，胳膊下面似乎還夾著兩本精裝的外文書，整日不是在河灘上漫無目的地轉悠，就是坐在酉水邊長久的發呆……
貧寒的侵蝕下，她面容蒼老、白髮叢生，精神失常讓她行為瘋癲、表情呆滯，那布滿污跡的旗袍和書籍在她身上就像一個笑話！
村民們都道她是被光棍漢揀回來做老婆的女瘋子，卻不知她在青島讀過大學，在上海學過法語、英語，與蕭紅來往甚密，曾被一家人寵溺地喚作「九妹」，她的二哥，便是蜚聲文壇的大作家沈從文！
一九三八年，沈從文在昆明
九妹的故事很短，因為她的人生無非兩個身份：沈從文的妹妹和鄉下人的瘋妻；九妹的故事也很長，自離世60來年過去了，仍然聽到關于她命運的嘆息……
沈從文的文學作品中，存在著大量的血緣親情敘事。
1920年到1940年間，沈從文寫下了《蟋蟀》、《往事》、《玫瑰與九妹》、《占領》、《生之記錄》、《畫師家兄》、《堂兄》、《黎明》……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兄弟姐妹們都出現在文中。
一家人上海合影：沈從文、六弟沈荃、母親黃素英、九妹沈岳萌、大哥沈云麓
而在沈從文筆下，出現頻率最高的除了母親，便是自己的九妹了。
在《玫瑰與九妹》中，她是全家呵護的心肝寶貝；在《爐邊》里，九妹聰明伶俐，二哥、六哥想吃夜宵都會通過她向母親提出來；在《三個女性》中，化了名的九妹、丁玲與張兆和一起在青島海濱游玩，天真熱烈地討論詩歌哲學……
沈從文母親共生育九個孩子，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五個：大哥沈云麓，大姐沈岳鑫，二哥沈從文，六弟沈荃，九妹沈岳萌。
沈從文說 ：「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獨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親加倍的愛憐。」
沈從文的祖父原來是靠賣馬草為主，跟隨田興恕的軍隊隨湘軍攻打太平軍，取得了一些功績，擔任了貴州提督，後來負傷回家，沒過多久便去世了，留下了一份光榮和一份產業。
因此沈家也算是小康之家，家里的稻谷年產三百擔，生活無虞、家人寵愛，九妹的童年是在無憂無慮中度過的，家庭環境養成了她純真爛漫的性格。
沈從文的父親、叔父，他自己以及弟弟和同宗都是行伍出身，那時湘西不重教育，當兵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
沈從文14歲起即去沅陵當了預備兵，跟著土著部隊流徙于沅水流域的湘、川、黔邊境地區長達五年。
1922年，20歲時他決意棄軍從文，只身來到北京學習新文化。
沈從文住著狹窄潮濕的小破屋，吃上頓沒下頓，為了掙一千字五角錢的稿費拼命寫作。
這年九妹剛剛10歲。盡管家道中落，父親失聯，但仍是母親傾盡心力呵護的一朵嬌花。
1925年，經郁達夫以及徐志摩這些文壇前輩的提攜，北京《晨報副刊》終于開始采用沈從文的作品，一共發表了六十多篇，稿費從每月四元漲到十二元。
1926年，沈從文發表各類作品七十余篇，真正成為了一位職業作家。
1927年夏末，母親帶著15歲的九妹從湘西來到北京投奔沈從文，九妹跟著二哥一直到1945年精神分裂被送走，她的人生也從此開始巨變。
沈從文與母親、九妹
沈從文回憶，六弟幼時背書，讀來讀去記不住，一旁隨便聽聽的小九妹卻記住了。
沈從文與九妹相差10歲，離家那麼些年，他對九妹的印象仍停留在幼時。所以15歲的九妹來北京投奔時，他寄予了厚望。
沈從文希望九妹能和才女林徽因或凌叔華一樣，出國留學然后成為一個女學者。
沈從文與翻譯家王際真交情匪淺，王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時，沈從文常與他通信，在信中一再提及他對九妹的學業規劃：
「若果是有方便，有一種巧遇，我真愿意她到法國或美國去，學一些讀書以外的技能，學跳舞或別的東西，我為她在中國每年寄一千把塊錢，盡一個新的地方造一個新的命運。」
沈從文自己沒上過大學，走文學這條路充滿曲折，他將自己的人生遺憾寄予在九妹身上。
誠如巴金所說，沈從文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為了更好的教育九妹，沈從文去了上海。
1929年初，時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破格聘用只有小學文化的沈從文為大學講師。11月4日，沈從文便寫信求助胡適，讓九妹在公學做旁聽生。
他在中公每月的薪水，大概是150元至170元，待遇不錯，而且大哥沈云麓8月份來上海把病中的母親接回了家鄉，負擔減輕不少，但還是窮愁不已。
沈從文仗義愛救濟他人，而且九妹除了要單獨花錢補習數學，還請了昂貴的外教，來教她學習法語和英語。
兄妹只能租住在一處老弄堂四處漏雨的亭子間里。為多掙錢，天氣冷時，沈從文裹著被子、流著鼻血拼命趕稿子。
然而九妹似乎對文學沒甚興趣，只愛看些小布爾喬亞式的愛情書籍，外語也學習吃力。
九妹以沈岳萌署名的唯一一篇文章《我的二哥》，還是沈從文代筆。
沈從文寫給王際真的信里充滿了擔憂：
她現在上海一個法國人處學英語同法語會話，這是前年就學了的，可是換一個地方，換一個教員，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為那些教員而讀書的樣子。我一面想到自己真料不到還歡喜活多久日子，一面又為她將來擔心，就感到煩惱，真不知什麼方法是最好方法了。」
沈從文像一個「望女成鳳」的家長，以為創造條件強塞進些知識，九妹就能成為林徽因式的才女前途無量。
他卻忽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浸淫，九妹在湘西鄉下土生土長時，書香世家出生的林徽因已然跟隨父親游歷歐洲……
左起：巴金、九妹、沈從文、張兆和、允和
一方面九妹為二哥的期翼和自己的平庸而惶恐，另一方面，她又跟隨二哥結識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化名人。
圈層與能力的差距，養成了九妹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個性。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如愿與苦苦追求到的張兆和在北京結婚，此時的九妹已經21歲，學業事業皆沒有眉目，便繼續跟隨哥嫂生活。
新婚與家庭生活分走了沈從文的許多精力，曾經被二哥全心全意關注的九妹不免有些失意。
新嫂子對這個清秀安靜的小姑子很友好。她和沈從文張羅著給九妹介紹對象，有位青年才俊叫夏云，是燕京大學心理系教授，可兩人相處幾次后，九妹看不上，拒絕了夏云的求婚！
「沈從文妹妹」的標簽，才是資質平庸的九妹驕傲的資本，但那時她實在太年輕，又被保護的太好，看不清現實。
1930年代，張兆和、沈從文、九妹在北京合影
張兆和為九妹的選擇惋惜，沉溺外國愛情小說里的虛幻是不切實際的，她一語中的道：
「九妹的心太高！」
在九妹前半生單薄的人生里，劉祖春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沈從文不遺余力地幫助家鄉的有志后輩。1934年，湘西青年劉祖春找到了沈從文在北京的家，請求資助他在京讀書。
在劉祖春後來的文字回憶里，記錄了他與九妹的初次相遇：
「從文的妹妹岳萌從東屋晚出來一步，掀開門簾，站在那里微笑，看著我這個剛從家鄉才到北京的同鄉年輕人。」
一到周末，劉祖春就會去拜訪沈從文。沈從文夫婦看出這對小年輕的心思，經常故意制造機會給他們相處。
沈從文、張兆和
雖然兩人從未開口表達過愛意，但相對無言的羞澀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許。
1937年夏天，劉祖春大學畢業，他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成長為一個憂國憂民的進步青年。盧溝橋事變后，更加堅定了他投身革命抗日的決心。
劉祖春宏大的理想抱負是囿身閨閣、單純天真的九妹所不能理解的，她的愛情訴求樸素而熱烈：你去哪兒我就跟到哪兒。
就像多年以來跟隨著二哥，任由二哥為她遮風避雨，她一直是被精心呵護、柔弱的菟絲花。
劉祖春明白這條路的殘酷，隨時有拋頭顱灑熱血的覺悟，面對九妹小女兒的深情，他退縮了。
1937年7月27日，劉祖春神色匆促地來到了沈家，他并沒有回應九妹關切的眼神，只是開口問張兆和借了20元錢路費，匆忙離去，自此杳無音訊！
九妹經受了這場人生中「最大的打擊」，本就安靜的她愈發沉默。
時局紛亂，1938年春，沈從文同樣一腔報國之心南下昆明，在西南聯大擔任中文系教授。
1938年10月，北京的生活難以繼日，拮據的張兆和帶著兒子和九妹艱難南下，幾經輾轉由11月在昆明與沈從文團聚。
這年，九妹已經26歲。
九妹的年紀不算小了，感情上再沒有進展。她突然熱心于參加各種佛事活動，借此獲得暫時的寧靜與安詳。
1941年1月，沈從文幫九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謀了事，月薪100元。
九妹有了工作，似乎也活潑了一些。可惜好景不長，8月14日，聯大遭受敵機轟炸，圖書館也遭了殃，九妹熱心地搶救珍貴書籍，等到警報解除回到自己住處，發現房門大開，財物已被小偷洗劫一空！
九妹的房間里裝滿了一個大齡女青年隱秘脆弱的心思，現在被一地狼藉的敞開褻瀆，她深受刺激，精神趨于失常。
抗戰以來，昆明物價急劇飆升，戰前薪津實值為350元，到1943年下半年，薪津實值只有8.3元。張兆和失業，兩個兒子年幼，沈從文一個人工作勉強夠糊口。
在這個節骨眼上，九妹常出去亂跑，把家里的衣物、吃食散發給乞丐們，全不管家人饑餓，還要把僅剩的一布袋面粉捐出去。
在沈從文的家書里，可以看到九妹精神狀態的發展過程。
1939年3月，給六弟沈荃信中，九妹只是「間或說點抽象話語」，到1941年5月給大哥沈云麓去信，說九妹「在圖書館服務，事還做得稱職，愛念念佛，無妨于做事」，對于她給乞丐捐錢捐物，沈從文評價「倒是誠實忠厚，同情于下層階級，未嘗無助于社會也。」
1943年春，情形大變！九妹把家中物件盡數拿給乞丐，沈從文心力交瘁，寫信向大哥求助：
沈從文一家三口、九妹
大小四口，怎麼應付生活，困難處實無從想象。這麼下去既救不了她，卻只有毀我和孩子。兆和在這個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難，一面又絕不便說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餓害病，而我毀去前途，怎麼能忍？
又過了兩年，33歲的九妹徹底瘋癲，沈從文身陷貧困，無力為她醫治，不得已請湘西同鄉護送回沅陵的大哥那里。
自此之后，九妹直至餓死，也沒再見過疼愛她的二哥。
大哥沈云麓先天體弱，眼睛近視且常年流淚，患有鼻炎、耳背，精力有限。九妹到了家鄉情形仍不見好轉，經常掙脫他的看管到處亂跑。
大約1946年的端午，九妹失蹤了。
沅陵沈家的住所「蕓廬」
幾年后，沈家人才在離沅陵縣城不遠的一個叫烏宿的小鎮找到了她，她住在一條破船上，才不惑之年卻頭髮花白、滿面風霜，丈夫是個泥瓦匠，還有個兒子，1947年出生。
1949年1月，沈從文因為歷史原因自顧不暇，3月28日即不堪忍受喝下煤油用剃刀自盡，幸而被救了過來，并送入精神病院，從此結束了文學生涯；
1951年底，六弟沈荃也因時代的誤解被執行死刑。
在歷史的巨浪之下，親情的連接如不系之舟，無以掌控，飄搖不定。
1959年和1960年間，湘西一帶餓殍載道。在沅陵農村這場普遍的大饑荒中，48歲的九妹被奪去了生命。
那個曾讀過大學、見過世面、認識一眾文化名人的俊秀女子，那個從小到大被細心呵護的小九妹，躺在破船中「沒有飯吃，盡吃野菜，先是浮腫，繼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樣，可憐地一病不起」，最后被草草埋葬在河灘邊上……
沈從文夫婦「勞動改造」時合影
1994年，因為下游要建水電站，她的骨殖才被兒子用一個背簍拾起重新安葬。
沈從文的表侄黃永玉說，「從文表叔承受著同胞手足的悲劇性遭遇的份量，比他所寫出的故事更沉重。」
六弟和九妹，是兩個「燒紅的故事」，是沈從文心中不能提及的灼傷隱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