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魯迅都是中國文學歷史上的巨匠，兩個人的生平與早年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
他們的文字也都有十分犀利與獨到的見解，本該是惺惺相惜的兩位文學家，卻在公開發表的報紙雜志中口誅筆伐對方。
郭沫若用四個字大罵魯迅，魯迅只加了一個字，用五個字回敬了郭沫若，卻被世人認為精準概括了郭沫若的人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作為中國文壇上不可或缺兩位文學家，魯迅和郭沫若的人生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或許是浙江紹興水鄉更能孕育文思，魯迅和郭沫若都出生于此地。
魯迅家是書香門第，周府在紹興一帶也是顯赫的大家族。而郭沫若家雖說不是官場之人，卻也是地主商人，家底豐厚。
由此看來，二人的童年經歷都差不多，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能夠從小接受教育。
而他們二人卻都在少年時期遭遇人生的變故，家中突然遭到打擊，父親也離世了，可以說突然間從富家少爺，成為了平民百姓。
在經歷變故之后，魯迅和郭沫若都選擇前往日本留學，那個時候日本的醫學相對先進，二人都毅然決然選擇學醫。
不過，在海外接觸過新思想，新教育的兩個人，都意識到了文字的力量或許比醫學，更能拯救國人的思想，所以他們都選擇棄醫從文。
至此之后，中國的文壇便出現了兩位巨星，魯迅和郭沫若用自己充滿激情的文字，批判社會與黑暗現狀，成為了那個時代中的明燈，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讀者的追隨。
1919年時，國內爆發五四愛國運動，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與其他留學日本的華人學生一起，組織了抵制日本的愛國社團——夏社。
同時，郭沫若創作的《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以及《爐中煤》等著名詩作，歷經遠洋在上海當時著名的報刊《時事新報》上發表，這些詩文一經發表，便在中國國內引起詩壇轟動。
郭沫若由此名聲大噪。
而此時的魯迅已經成為《新青年》的編委，發表了《狂人日記》，開始以白話文的方式進行創作，他同樣是受人敬仰的文壇大家。
兩個看起來并沒有什麼交集的人，卻在1927年這一年產生了碰撞。
在這一年，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魯迅拒絕了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資格，并且發表了《南腔北調集》，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政治黑暗，引發社會討論。
而郭沫若在這一年，寫了一篇名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散文，直接言辭激烈的揭露了蔣介石的背叛之舉，指責蔣介石的背信棄義的小人，因此遭到了通緝。
躲避通緝的時候，郭沫若加入了共產黨，還參與了南昌起義。
從這個時候開始，魯迅和郭沫若在文壇的影響力已經空前的巨大，盡管他們都立志以文字拯救國人，卻在基礎思想上出現了爭執。
首先，魯迅認為，批判現實首先是強調個人，只有個體做到獨立自主，獲得自由，才能夠揭露所謂的黑暗。
而郭沫若卻與之相反，郭沫若堅持認為，革命是需要群體的力量的，只有擰成一股繩，以集體的力量為核心，才能夠推進革命，拯救老百姓。
自古以來個體與群體的爭論，都沒有正錯之分，盡管二人的出發點都是救國救民族，卻還是在文壇上掀起了激烈的爭論。
至此，兩個文壇巨匠的激烈碰撞就此展開。
孰是孰非的問題，的確是值得讀者深思的。
一開始，魯迅不愿與之起沖突，甚至提出向創造社合作，一起聯手抵制封建。
只可惜創造社當中有很多年輕人的情緒過于激烈，十分反對與保守的魯迅合作，認為彼此不是一路人，這讓魯迅對之十分失望。
而之后，郭沫若更是首先在自己的文刊上面發表了文章，直接將魯迅批判為了封建余孽，他那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徹底激怒了魯迅。
文人的較量都是以文章進行的，因此魯迅便作了《我和語絲的始終》，以此來回應郭沫若扣的帽子。
此時兩人的爭鋒言辭已經越來越激烈了，郭沫若不甘示弱的繼續在創造社的《創造月刊》當中，點名道姓的發表了一篇名為《魯迅的「狗屁」》的文章。
眾人都在等待魯迅回應時，魯迅并未直接口誅筆伐郭沫若，而是創作了《再頷聯創》，讓人看到了魯迅的風范，針對詆毀徹底完成了回擊。
經過這兩次的交鋒，不少讀者也的確為文壇的較量而開始深思，糾結什麼才是革命文學真正的載體。
作為現代思想啟蒙教育家的胡適就對此作出評價：「文學的交鋒是不可避免的，而魯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必然不會被外力所屈服。」
由此看來，魯迅與郭沫若的爭論，就文學而言，的確是沒有一個是非對錯的絕對答案的。
但隨著爭論的發酵，攻擊逐漸變了性質，郭沫若與魯迅的私生活被擺到了台面上來。
當時，魯迅在文章中批判某些接受過新式教育，口口聲聲說要推翻封建的人，私下卻依舊負心、背信棄義。
盡管魯迅并沒有直接點名道姓說指的是郭沫若，但這讓郭沫若感覺到被指責了，于是直接氣急敗壞的回應了四個字——衣冠禽獸。
這讓讀者們震驚不已，其實當魯迅提出批評那些負心漢的時候，讀者們就知道其意有所指正是郭沫若了，但沒想到郭沫若竟然如此抨擊大罵魯迅。
魯迅卻微微一笑，用五個字回應了郭沫若的咒罵——才子加流氓。
此話一出，卻讓所有人會心一笑，這不就是郭沫若的人生體現嗎，魯迅先生真的是一語道破天機啊。
郭沫若作為文壇巨匠，在學識和思想上，恐怕沒有人能夠指出他的造詣不夠。
但他的私生活，卻令魯迅等一些文學家覺得不齒，甚至有辱斯文。
因為從小就富裕的郭沫若，哪怕後來家道中落，卻依舊改不掉身上公子哥的脾氣，而他也有一個毛病，就是有些好女色。
郭沫若在二十歲的時候，與父母之命定下的張瓊華完婚，但郭沫若不滿如此包辦婚姻，僅僅是匆匆忙忙的辦完了婚禮，就再也沒有回家。
其妻子張瓊華就這樣一直在浙江老家獨守空房，整整苦等了六十八年。
這段故事與魯迅的婚姻有一些相似，魯迅同樣也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被家中人騙回了紹興，匆匆忙忙的與母親相中的朱安完婚。
對于這兩個被封建思想所桎梏的女子，兩位文豪都選擇了離家出走，視而不見。
這在這一點上魯迅并沒有指責郭沫若的話語權，因為他們都一樣的辜負了那位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困住的原配妻子。
但魯迅看不慣郭沫若的卻是他的私生活，酷愛美人，卻還有些喜新厭舊的感覺。
當年剛剛與包辦婚姻的張瓊華成親以后，他便返回了日本，二十四歲的郭沫若，在日本東京的醫院中，認識了護士佐藤富子。
郭沫若作為才子，很快便俘獲了佐藤富子的芳心，郭沫若還給佐藤富子取名為「安娜」。
安娜的父母不同意她與郭沫若來往，但郭沫若執意追求安娜，安娜最終為此與自己的父母斷絕了關系。
安娜并沒有與郭沫若完成婚禮，卻為他生了五個孩子，四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在郭沫若留在日本的二十一年中，安娜一直陪著郭沫若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到了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郭沫若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安娜，甚至沒有管自己與安娜的孩子。就這樣，安娜獨自一個人留在日本，備受煎熬與輿論政治壓力，同時還沒有生活的收入。
而離開了安娜半年不足，郭沫若回國后就與《救亡日報》社的一名成員，于立群在一起了。
于立群與郭沫若有六個孩子，在與于立群同居生活的日子里，他也從未看望過自己的原配妻子。
在文壇中一呼百應的文學大家，其實私生活并沒有那麼無暇，魯迅對于郭沫若喜新厭舊的行為，十分厭惡，這才會說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這既是魯迅肯定了郭沫若在文學上的造詣，在革命道路上的肯定，但流氓二字，也的確道出了郭沫若的喜新厭舊，不負責任。
而魯迅雖然也不喜歡被安排的婚姻，也不看好家中的原配妻子，但他一直都有資助朱安的生活，盡管後來與許廣平在一起，卻也沒有做出始亂終棄的行為。
因此，在這場文豪的對決當中，郭沫若被魯迅的五個字抨擊的無話可說。
不過，後來魯迅先生去世時，郭沫若還為魯迅不計前嫌的寫了挽辭，可見他們之間只是針對革命的出發點有過爭論，卻并不是真正的有仇怨，這才是大家風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