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御敵之策。
一般來說,大國主攻,志在統一,小國主守,以求割據。
然而,三國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卻似乎反了過來。
強大的魏國,很少主動大舉進攻蜀國。
反而是弱小的蜀國,頻繁北伐。
這是怎麼回事呢?
三國時期,魏國總共3次對蜀國發起較大規模的攻勢。
分別是:230年,曹真伐蜀;244年,曹爽伐蜀;以及263年,鐘會、鄧艾滅蜀之戰。
而且,即便是這3次伐蜀,曹魏內部也是反對意見居多的。
曹真伐蜀時,陳群、司馬懿、孫資等人,皆提出反對。
曹爽伐蜀時,司馬懿及曹魏老臣,也是反對的。
最后滅蜀之戰發起時,滿朝都反對伐蜀,甚至連鄧艾也反對,唯有鐘會支持司馬昭伐蜀。
可以說,強大的魏國,似乎「愛好和平」,對伐蜀持非常保守的態度。
相比之下,蜀國北伐,可就積極多了。
諸葛亮「六出祁山」(實際上是5次),姜維「九伐中原」(實際上姜維北伐次數也可以統計成11次),人所共知。
228年春、228年冬、229年春,231年春、234年春,諸葛亮5次北伐。此外,在230年曹真伐蜀時,諸葛亮派魏延、吳懿兩進羌中(這是一次防守反擊,但有朋友也將其統計為一次北伐,故說是「六出」。
247年、249年、250年、253年、255年、256年、257年、262年,姜維九次北伐。
此外,還有數次北伐「未遂」。
比如,238年,后主下詔,調蔣琬到漢中,「伺機北伐」。
其后,蔣琬又提出出上庸之道,沿沔水東進,結果被后主派費祎、姜維勸阻。
可以說,自諸葛亮平定南中,穩定后方后,直到蜀漢滅亡的前一年,蜀漢不是在北伐,就是在準備北伐···
大國不攻小國,反倒是小國老「招惹」大國,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曹魏剛立國時,還是很積極的。
曹丕稱帝前,趁劉封、孟達內亂,以孟達「帶路」,派曹真、夏侯尚、徐晃,奪取了上庸等東三郡,開疆拓土。
此外,曹魏又通過軍事壓力,重新控制了一度被自己放棄的襄陽、樊城(曹丕繼位之初,曾主動放棄襄陽、樊城)。
曹丕稱帝后,222年-225年,曹丕又曾三次大規模進攻吳國。
但是,在司馬懿、賈詡、蔣濟等人的「提醒」下,曹丕很快發現了問題。
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如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三國志.辛毗傳》
以前曹操就收拾不了孫權、劉備,現在兵力又沒有增加,曹丕指揮才能又不及曹操,再這麼「循環往復」去打,徒耗國力而已!
隨后,曹丕君臣展開了對戰略進行了深入討論。
曹魏集團回顧了曹操創業的光輝歷史,得出結論:當年曹操能夠「奮其軍勢,拓其外境」,在于「考畜積素足」,搞屯田,發展經濟,足兵足糧。
所以,如今,「國家之要,惟在谷帛」,「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
他們認為:「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吳、蜀「可坐而待也」。
從此,曹魏確立了「一切以勤耕農為務」,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的國策。
因此,無論對吳,還是對蜀,曹魏的主動進攻都不是很多。
而蜀漢的情況則略為相反。
魏國君臣認為魏國只需「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就能使吳蜀「可坐而待也」,是因為:時間有利于魏國,而不利于吳、蜀。
漢末亂世,中原反復爭戰,破壞極大,甚至出現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
相比之下,劉璋所在的益州,劉表所在的荊州,遭受的戰亂比較小。
這一情況下,許多北方人士,躲避戰亂,跑到了南方。
就連諸葛亮本人,也是當年為躲避戰亂而隨叔父到南方來的。
而戰亂破壞最嚴重的,就是關隴地區。
李傕、郭汜之亂時,軍閥相互攻戰,關中受到嚴重破壞,長安甚至曾「空城四十余日」,二、三年間,關中不復有人煙。而關中人口,大部分南遷到了益州、荊州。
所以,《隆中對》中,諸葛亮說益州「民殷國富」。
因此,三足鼎立之初,蜀漢雖然只一州之地,但經濟上并不十分懸殊。
尤其是:如果要進犯關隴地區,只要能有效阻擊東面魏軍,蜀軍甚至可以在局部形成兵力優勢。
然而,時間,是不利于蜀國的。
雖然諸葛亮、蔣琬皆是治國良才,搞經濟有一套,但是,蜀漢畢竟是在益州一州之地發展,而且,還是在正常情況下正常增長。
而魏國則不然。魏國所在的北方,畢竟是當時天下開發程度最高的地區,只要安頓人民,把因戰亂而破壞的經濟恢復起來,他是恢復性增長,其增長速度是遠超過蜀國的。
所以,如果各自搞經濟,時間越久,魏蜀之間的國力就會越來越懸殊。
這就是蜀國,必須盡快北伐,爭取奪取關中或隴右,通過擴張改善國力的主要原因。
盡管天下尚未一統,但是占據了政治中心的魏國,已經可以以「中國」自居了。
正如王朗所說:天子之軍,應該像華山、泰山,安坐以示天威。
天子之軍伐「不義」,如果不能戰而勝之,「天威」受損,得不償失。
也是:以強擊弱,以大打小,如果不能戰而勝之,是要負責任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注意到:魏國每一次主動進攻失敗,都會使內部出現重大問題。
曹休的軍事生涯,以伐吳失敗結束;曹真的軍事生涯,以伐蜀失敗結束。
而曹爽伐蜀失利,甚至使「時人譏之」,曹真、夏侯玄等人的威望也受到巨大打擊,客觀上為後來司馬懿政變成功創造了輿論條件。
司馬師時期,伐吳,被丁奉「雪中奮短兵」所敗,司馬師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被迫公開承認錯誤,甚至貶其弟司馬昭。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魏國實權派人物,對于大舉進攻,持十分謹慎的態度。
而蜀漢的情況,則截然不同。
魏國如果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主動出擊,實權派人物的地位會受到打擊。
與之相反,蜀國的實權派人物,如果不能主動出擊,地位才會被削弱。
夷陵之戰前,曹魏群臣多以為劉備實力弱小,不敢伐吳。唯劉曄一針見血:正因為劉備弱,所以必須「威武自強以示有余」。
伐吳如此,伐魏當然也是如此!
蜀漢只占據了益州一州之地。
作為「外來者」,他們與益州本地勢力之間有著激烈的競爭。
以經濟實力論,常年經營的益州本地派,在經濟上占據者明顯優勢。
以諸葛亮為首「荊州派」等外來者,要在政治上長期壓制益州本地派,就必須始終堅持「漢室正統」的大義名分。
如果龜縮于益州,今年不征,明年不戰,不能「威武自強以示有余」,那麼,蜀漢就是承認自己是一個地方政權。
同時,由于蜀弱魏強,蜀國出擊,是以弱擊強,只要不出現嚴重失敗,實權派人物通常不會受到過分苛責。
諸葛亮五次北伐, 但唯第一次北伐失利后,諸葛亮自降三級,承擔了責任。
姜維「九伐中原」,但唯段谷大敗,國內怨言四起,姜維自求貶為后將軍,代行大將軍職權。
主動出擊,只要不出現較大失敗,實權派人物就不會面臨政治風險。
而主動出擊,又能確保實權派凝聚國內人心,為何不主動出擊呢?
就「外部」而言:
魏國地盤大、人口多,但漢末時受到的破壞最嚴重。
蜀國地盤小、人口少,但漢末時受到的破壞相對較小。
因此,魏國是「恢復性增長」(類似于二戰后的德國、日本,而德國、日本的地盤、人口還沒有優勢),蜀國是「正常增長」,增長速度上,魏國天然有絕對優勢。
所以,時間對魏國有利!
魏國自然「穩如泰山」,而蜀國自然只能「爭分奪秒」。
就「內部」而言:
魏國已經以「中國」自居,不需要再進行證明。
所以,如果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出擊,一旦不利,有損「天威」,實權派人物是要付出巨大政治代價的。
魏國需要的,不是展現「決心」,而是「耐心」。
而蜀國,則必須證明自己是「漢室正統」,必須時刻證明。
所以,如果長期坐守,不能「威武自強以示有余」,就會被內外視為地方政權,「外來」的實權派地位就會不穩。
蜀國需要的,是展現「決心」。
所以,魏國強而穩,蜀國弱而拼,大約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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