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20更新）

慈禧本人的所作所為基本上已經被其他答案說完了，那我就從別的方面來說說看法。前方大量廢話預警，沒興趣看廢話的話，可以下拉跳過，直接看分割線后面的內容。

首先，「評價」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在事實認定清楚的前提下發生的爭論，幾乎都是不同立場的碰撞。而且由于時代的發展，前一時期的主流，在后一時期可能就變成了非主流，這樣的立場之爭只看支持者的多少，勝負不代表正誤，因此我的發言只能代表我個人的想法。

其次，評價必然基于某種史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種史觀，「歷史是螺旋狀前進，無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是一種史觀 ，「從黃金時代一路墮落到黑鐵時代」也是一種史觀。

對不同史觀的評價牽扯到立場，同樣很難做到公正，不過具體史家的表現，卻足以為他們所持的史觀增光或抹黑。例如，我國的傳統學術中向來有政治掛帥的傳統，興盛于漢代的春秋公羊學就是最早的代表。這一派的學者學以致用，尋章摘句為當權者的行為提供理論依據，自己當權后壟斷學界，打擊異己，以觀念代替史實，過度闡釋文本或干脆無視原文天馬行空……總之，現代人見識過的所有撕逼手段，幾乎都是他們玩剩下的。這麼干的結果，就是漢朝結束之后，公羊學被束之高閣，很少有人愿意碰它，直到清末才迎來了復興，代表人物中名氣最大的就是那位康有為。

第三，以史觀為前提，以史實為依據，那還差一個評價標準。一般來說，無非是兩種：動機論和結果論。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能看到善于靈活運用這兩者玩雙重標準的人：對于想維護的人，即使他一直在拖后腿，還辦砸了最重要的事，也可以用「他的動機是好的」

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想黑的人再怎麼功勛卓著、任勞任怨，也可以用誅心之論來一筆勾銷，這就是動機論的妙用。但如果拋棄它單用結果論，又會發生不顧客觀條件限制苛責古人的情況，例如晚清最大的背鍋俠李鴻章，他所面臨的狀況其實無解，換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人坐他的位置，都很難比他做的更好，他如果不去做實事而是當一名當時的鍵盤俠——清流，包管沒有後來那麼大的罵名。但是他頂著壓力做了，又不負眾望的做壞了，他就成了眾矢之的。

那麼，到底應該怎麼掌握評價標準呢？我的看法是：歷史人物的個人傾向及其變化可以從一生的事跡來推斷，但具體在面臨某件事時的動機，基本是不可考的。因此動機論只能用來作大方向上的推斷，而不能用于分析具體事例，除非有比較可靠的證據。

結果論則不宜用得太絕對，事辦好了，不能只贊老佛爺的政策好，還要看到時代的風向和具體辦事者的努力；搞砸了，則不能把板子全打在執行者的身上，還要看在當時的環境下，當事者有沒有更好的選擇，當時的條件是否支持作出這樣的選擇，如果不支持，原因在哪等。這樣就可以區分不作為、亂作為和無力作為，不致打錯板子。但受能力和見識所限，不一定能達到這一標準，只能盡量努力靠近。

----------------------------------廢話時間結束，以下為個人評價----------------------------------

接下來正式開始說慈禧。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慈禧在政治上的作為遠遠比她的私德重要，因此關于她本人的種種八卦不在評價之列。

一、辛酉政變

慈禧在政治舞台上的初次亮相是聯合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扳倒了咸豐指定的輔政八大臣。由于歷史不能假設，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局面很難評估，但可以從當時的內外局勢來略窺一二。當時的局勢主要由以下關系所決定：中央內部、中央與地方、清與列強。下面分別陳述：

1、從中央內部看，八大臣輔政的局面不可能持久，政變消除了內部不穩定因素，集中了權力，對穩定政局有利，但同時造成了慈禧的專權，就不知是好是壞了。

咸豐遺詔失效有兩個原因：

（1）咸豐臨終時設計了一套權力相互制約的方案，但他和歷史上其他臨終托孤的皇帝一樣，都犯了想把機關算盡的錯誤。帝制下只有一元化的最高權力才是穩定的，而任何當權者都無法控制自己死后的局面，在慈禧和肅順都權欲很強的前提下，八大臣輔政與太后垂簾不可能長期共存。

（2）清代的中央集權程度發展到了歷代頂峰，皇帝都以勤政著稱，加上康熙后嗣位者都為長君，因此只在同治朝兩百年前的順治和康熙前期出現過短暫的君弱臣強局面。任何制度，哪怕是壞制度，運行久了都會產生慣性，因此當皇帝因年幼無法治國時，離皇帝最近的太后比大臣更容易掌握權柄。

由此可以看到，咸豐在世時，肅順在他的支持下掌權，是強勢一方，而慈禧沒有合法的參政身份，是弱勢的一方。但在他死后，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逆轉，這時八大臣仍想主導政局，就必然與慈禧產生沖突了。八大臣與慈禧誰才是更好的統治者，這個問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了，但當時的「主要矛盾」（套用一下辯證法的說法）決非中央內部的矛盾，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意義不大。再來看下兩組：

2、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看，當時「內輕外重、滿輕漢重」的局面已經初步形成，只要不想亡國，無論誰上台，都必須正視這個現實。

咸豐末年，曾國藩的湘軍已經成為對抗太平軍的中流砥柱，是維持統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慈禧雖然發動政變扳倒了肅順，但沒有一股腦廢除他的所有政策，而是繼續重用在戰爭中崛起的漢人官僚，這正是順應時勢的明智之舉，對比後來的攝政王載灃，高下立見。作為一個統治集團，當時的滿人已經全面腐化，沒有能力應對時局，原來的軍隊也已無法指望，而漢人官僚正率領著當時戰斗力最強的私兵與叛軍作戰。這時若是處理不當，極有可能重現漢末軍閥割據或明末自毀長城的局面。清帝國順利度過了這一危機，慈禧與恭王主持的中央處置得宜功不可沒。

3、從清與列強的關系看，道、咸兩朝的鴕鳥政策已經無法延續，對外開放勢在必行，無論誰上台，都必須順應這個趨勢。

辛酉政變發生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結束，和約已經簽訂。通過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已經初步把原來自成體系的大清帝國拉進了由他們主導的世界體系，打進了清朝的首都，燒掉了皇家園林，并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取了一系列權益。在這樣慘痛的事實面前，帝國的統治者已經沒法繼續裝作看不見了，對外開放，對內自強已是唯一的出路。已經腐爛的滿人無法承擔這一重任，而在平定太平軍的戰爭中崛起的漢人官僚在見識到洋槍洋炮的威力后，紛紛主張學習西方，因而成為了洋務運動的主力。這一批被後來稱為「洋務派」的官僚，已經是那個年代中最先進的中國人了——盡管還遠遠不夠。

慈禧繼續任用他們，不管是迫于時勢還是慧眼識才，總之選對了。

綜上，在辛酉政變中，慈禧展現了她個人能決斷、有手腕、權欲強等個人特質，在政變后能順應時勢，保持政局的穩定，使清帝國順利度過難關，至少在此時，她還算是個合格的統治者。

二、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本來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它遭到冷落的原因，一是有個起點更低卻逆襲成功的榜樣日本，二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太過慘烈，三是主持這一運動的人物都是出身科舉的清末名臣，在後來自有其新理論的國、共兩黨看來，未免舊有余而新不足，理論成就既無足述，行事也太嫌保守，因此下筆置評，總喜歡加上「不徹底」之類評語。為了跳出上帝視角，下面我將試圖從當時國內外各勢力的角度展開分析，看他們都有哪些訴求，自身影響力如何，又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最終在歷史上扮演了什麼角色。

由于洋務運動前后持續三十多年，人物升沉及勢力消長的線索異常繁雜，因此分為前、中、后期分別陳述。

1、前期

這一時期大約從1861年到1874年前后，即整個同治朝。就清與列強的關系而言，這是雙方在簽訂了《北京條約》后和平相處的一段時間；就清朝內部的形勢而言，這是清廷任用漢臣削平地方叛亂，使國家重歸一統的過程，也同時對應洋務運動的第一階段，即以軍事工業建設為主的時期。

（1）列強

先回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如果暫時忘掉后續的歷史發展，可以想到這樣一個問題：英法聯軍明明已經攻破了北京，為什麼沒有就勢滅亡清朝或是長期占領，而是簽約后就退了軍？

我認為，聯軍實力不足只是表面原因，深層原因有兩個：

第一，由于中外文化和傳統上的巨大差異，雙方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觀念南轅北轍，很難形成有效溝通。

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列強直接實施統治的成本太高，扶植代理人更劃算。

上述文化差異導致的隔膜，在兩次鴉片戰爭的過程中隨處可見。那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葉名琛與英國人的交流，從頭到尾都是雞同鴨講，而咸豐何嘗不是另一個葉名琛？在《北京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他對關稅自主、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等問題毫不在意，卻在互派公使、接見禮節之類問題上死不讓步，這些做法就是這種隔膜的最好體現。在列強的觀念中，上面那些問題關系到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經濟利益，是要全力爭取的，而公使和禮節之類的問題不過是遵循國際慣例而已；而在咸豐眼中，皇帝的體面卻是最丟不得的，要是允許洋人見皇帝不磕頭，那麼大小臣工不免也會想有樣學樣，到時君不君、臣不臣，綱常大亂，名教墮地，那才是乾坤顛倒的驚天大事，至于關稅和治外法權，不過是些細枝末節，天朝上國物產豐盈，多一點少一點有什麼關系？洋人不伏管，犯了事讓他們自己裁決正好給咱們省點事。

這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秩序和兩種世界體系之間的碰撞。正是因為列強代表的一方戰勝了清朝代表的一方，我們今天再看咸豐的所作所為才會有看唐吉訶德戰風車的感覺。實際上，要是比較雙方對對方的了解程度，清朝和列強可謂半斤八兩，但列強既然」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再借用一下馬克思的說法）「，可以用槍炮說話，清朝就只能主動適應對方了。一路適應下來的結果，就是我們這些子孫回顧當年的歷史時，可以看明白列強的行動，卻不容易讀懂自己的祖先了。

沒有接觸過近代外交史料的人對于帝國主義常有一種刻板的印象，那就是帝國主義一直都是聯合起來欺負中國，而且」亡我之心不死「。事實上，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爭斗一點都不少，而且作風也各不相同。

比如，與俄國明火執仗地侵略和吞并他國不同，英國擴展領土的方式就靈活得多，對于仍處于原始狀態的非洲和美洲，不妨以武力開疆拓土、殖民興業，對于文明程度已經較高的地區如印度，則是利用其諸侯林立、互不統屬的狀況，挑撥離間，從中漁利，繼而扶植聽話的代理人。總督高高在上，不親庶務，一應具體事務全由當地代理人治下的臣僚操辦。可是中國太大了，又有自己獨特的文明，消滅已然喪膽的清廷或許費不了多少力氣，但要在如此遼闊的國土上建立有效的統治，讓數億民眾接受與他們的傳統截然不同的文明，這實在是個過于浩大的工程，即便能夠完成，也不免在各方面便宜了其他帝國主義，所以滅亡清廷不是個好主意。但要扶植代理人的話，中國又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統一大帝國，清廷之外唯一成點氣候的太平天國是個集合了神棍、流氓和二貨的異端，想玩分而治之都沒有機會，看來看去，還是只有清廷最合適。因此一旦簽訂了和約，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就不但不再打擊清廷的統治，反過來還要維護它，更主動提出要幫助它搞「現代化建設」了——資源利用效率和溝通效率總是越高越好，最起碼也得讓負責溝通的人學會外語嘛！總是一口洋涇浜怎麼行？

第二，一個統一的中國更符合列強的利益。

這里的「列強」主要是指英國，因為英國不僅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而且直到清朝滅亡，英國都是對華貿易的第一大國，占據交易額的絕對多數。如果人為制造中國的分裂，或許可以使中國再無崛起與列強爭雄的機會，但卻會為其他帝國主義制造插手的機會，那樣大英帝國的利益可就受損了。因此，維持中國的統一反而更符合英國的當下利益。對其他帝國主義而言，如果中國分裂了，大頭肯定是英國獨吞，自己不過跟著喝點湯，維持中國統一的話，反而有可能利益均沾。

這也算是歪打正著了，中國在近代史上屢經瓜分而最終仍能統一，多多少少沾了些帝國主義互斗的光。

（2）洋務派臣僚

中國近代史上，不同政治人物和派別所提出過的眾多口號如「師夷長技以制夷」、「自強、求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四個現代化」等，雖然字面和內涵不一，其本質卻并無不同——響應時代需求，引入來自西方的技術、制度和理念，對中國舊有的進行替換、改造和補足。顯然，只有意識到自身不足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主張，可想而知，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親眼見過洋槍洋炮的威力或者親身與洋人打過交道，并且具備清醒的自我認識和自省意識的人一共會有多少呢？這些後來被稱作「洋務派」的人，不僅從未占過人數上的優勢，也從未形成聲勢上的主流，他們的聲音被后人選擇性地放大了。

因此，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不可把洋務派的影響力估計過高。

要探討洋務派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能不先理清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洋務派」這一官僚集團的性質。在近代史的敘事中，我們常能看到「洋務派」被拿來與「頑固派」對舉。這兩個標簽褒貶分明，很容易使人產生「好人斗壞人」這樣的刻板印象，將其視為分別代表進步和保守的兩大集團間的斗爭。實際上，所謂的「洋務派」只是一群有著相近觀點的舊官僚的集合，除了在學習西方這一點上有共識之外，既無共同的綱領，也無嚴密的組織，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還互為政敵。在帝制時代的黨爭中，能稱為「黨」的，都是有明確的領袖、廣泛的基礎、共同的利益和統一的行動，不擇手段、不問是非打擊政敵的官僚集團。

以此標準來衡量，「洋務派」雖然也有湘軍、淮軍這樣的系統，某些關鍵時刻也有一致的行動，甚至某些核心人物如李鴻章還擁有龐大的隱性勢力，但從整體上來看，它最多只是個可以從立場辨認出的「派別」，而不是個自成一體的「派系」。這個特點可以說是柄雙刃劍，既使洋務派的核心人物能夠得到清廷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從而有所作為，又限制了他們，使他們無法發揮最大的能力。這一點在下一個問題中將詳細說明。

第二個，是洋務派官僚崛起的原因和影響。《北京條約》簽訂之后，外患暫時平息了，但內亂卻愈演愈烈，八旗、綠營和滿蒙騎兵在鎮壓過程中屢戰屢敗。在這樣的形勢下，清廷被迫放棄了壓制漢人武裝坐大的企圖，逐漸將陣地讓給了聘用洋教官、使用新式武器、效忠于統帥個人的湘、淮諸軍。

等到遍及全國的叛亂都在他們手中平定，武力資源的天平已然悄然傾斜，失去了倚仗的清廷只能接受現實，與新興的勢力合作組織政府。但是，清廷畢竟擁有倫理上的優勢地位和法理上的正統資格，為了保持滿人對漢人的優勢，他們使出了一內一外兩種手段：對內，挑選八旗精銳組建「神機營」，配備新式武器，又送宗室子弟入同文館學習，試圖培養人才；對外，針對崛起的漢人官僚使出種種手段進行分化，維持其實力平衡，以確保他們不會抱團。

清廷推行的「滿人版自強計劃」由于王朝根基的腐爛而徹底失敗，但分化漢人官僚的計策卻大獲成功，上面提到的洋務派的特點在這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一方面，他們本來都是服膺儒家倫理的士大夫、舊官僚，忠君的觀念根深蒂固，面對清廷的以禮相待和委以重任，他們無法做出挾勢逼宮的事。

另一方面，洋務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起兵之初就是各自為戰、互不統屬，因而後來各成系統，互不相能，彼此矛盾重重。這樣既給了清廷插手的機會，也使其中任意一方都實力不足，不敢萌生非份之念。而且，在見識到列強的武力，認識到中國的落后之后，他們普遍有「外患急于內憂」的共識，認為扶助清廷、一致對外才是代價最小的選擇，這樣雙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礎。清廷以喪失一部分中央權威、承認地方實力派的利益為代價換取了他們的效忠，但限于滿人統治集團的立場，不可能全心信任和全力支持洋務派；洋務派則憑借實力得到了相當的地位和榮譽，但缺乏掌控中樞的力量，無力推動制度性的改革。這樣就形成了中央與地方互相制約、處于動態平衡之中的二元權力結構，不再是之前的純粹中央集權了。權力的分散使得任何人都無法自行其是，洋務派在自身局限和清廷有意識的壓制這兩重枷鎖下，只能在自身影響所及的某些領域和某些地區取得一些枝節性的成就，無法產生全局性的影響。依靠這一點新的力量，消弭內亂或有余，應對外侮則不足，因此清朝雖能在大亂之后重歸一統，卻無法以此為契機而振作自強。

第三個，是洋務派的作為應該如何評價。百年之后的我們清楚地知道，當時的中國面臨的其實是農業國如何應對來自工業國的挑戰并向其轉型的問題，但當時的人們是不可能有此自覺的。人性總是追求安逸而恐懼變化，愿意拋棄穩定的生活追求更高層次的人，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都只是極少數，當少數人敏銳地意識到時代的方向已經悄然改變，試圖轉舵時，就必然與尚無所覺的大多數發生沖突了。

這也是我在下一節中試圖討論的問題。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洋務派對科技的認知不免顯得淺陋，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結構和運行方式都只是一知半解，洋務運動的發展過程也不是有規劃、有目標、分階段的逐步推進，而是缺什麼才想起補什麼。例如他們最初只是看到了先進武器的威力而主張仿造，因此最初創辦的都是兵器工廠；隨后發現制造武器有賴于一系列配套產業如采煤、采礦、冶金、化工等的跟進，更需要大批專業人才，于是開設眾多官辦企業，又設立同文館；進而又發現這些重工業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撐無法正常運作，因而開始注意發展輕工業。這些問題和缺陷都源于洋務派自身的局限。他們本質上仍是舊官僚，卻擔負了新人的使命；作為最了解現狀、最明白利害的人，卻無力操控中央決策；獨力支撐危局，卻要同時應對來自內部的不理解和巨大壓力。從歷史的角度看，洋務派顯然無力應付當時的局面，也無法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但放眼當時，卻找不出比他們更先進、更適合來執行這一任務的人，這就是時代的悲劇了。

（3）洋務派之外的其他臣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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